1925年的春天，一个20岁的青年来到沪东工会联系工作。工会里正在油印歌片，他捡起了几张飘落在地上的纸一看——啊，《国际歌》！听说这是共产党的歌呀。那歌词多么震撼人心哪！——“让一轮红日照遍五大洲！”这是早期《国际歌》的译文，现在已经译作“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没想到这张歌片让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真的在不久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青年，就是我的父亲，陶悉根。

　　“五卅”险遇难 起义冲在前

　　我父亲入党后，在申新五厂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组织上任命他为支部书记。

　　1925年5月15日，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杀害，我父亲参与了召开市民大会、示威游行、街头演讲等工作，将市民的愤怒引向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5月30日，游行队伍挺进南京路，我父亲跑前跑后忙着指挥。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南京路后，敌人开枪镇压，此时他不在前排，这才幸免遇难。

　　据杨浦区党史办的记载：陶悉根同志领导的党支部经过“五卅血案”的洗礼后，成为沪东地区战斗力较为突出的堡垒。在大罢工前，当讨论谁去把罢工告示贴到厂门口时，有些人低头不作声了。这时有一位党员，叫杭鸿初，是我父亲的战友。他见不得在危险时刻退缩的怯懦相，说：“党员在这种事情上能往后缩吗？我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感召了群众。放工时，工人们成群地涌出厂门，杭鸿初趁着乱，从容地把告示贴到了工厂大门口。

　　1927年2月，周恩来在沪东部委机关华德路（今长阳路）斯文里13号开会研究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我父亲和其他几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很快转入武装起义，震惊中外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了。我父亲也奉命带领一支队伍对敌人的据点发起了进攻，经过鏖战，终于拿下敌人据点。全市的战斗一直打到22日傍晚6时多，工人武装才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整个上海。起义指挥部随即召开市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规定全市最高权力机关为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

　　面对大屠杀 信仰不动摇

　　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然而，当北伐军乘胜向前推进时，蒋介石为稳固自己的地位，命令北伐军在南京停了下来，同时在上海纠集杜月笙等人，武装地痞流氓，准备清除共产党。4月12日凌晨，反动派向毫无准备的工会、工人武装、共产党组织发起了进攻，“四一二”大屠杀发生了！整个上海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第二天，我父亲组织了申新五厂工人不上班，以示对大屠杀的抗议。

　　据杨浦区党史资料记载，这时我父亲参加了沪东的特别行动队——“打狗队”。但我听父亲说，他因为是支部书记并参与整个沪东地区工运的领导工作，所以不允许参加危险性极高的“打狗队”，党组织让他继续去搞工运。

　　父亲曾经告诉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许多共产党员被枪杀，被逮捕，也有一些党员叛变，还有一些党员隐姓埋名，逃离上海，与组织主动失联。马路上遇到自己的同志不仅不能打招呼，还要立即隐蔽，因为相互都不知晓对方此时的政治态度。在这种极度的危险之下，党的组织转入了地下。

　　在这危急的关头，党员的信仰面临了严峻的考验，他们都在考虑自己该走哪条路。我父亲则坚定地表示：“投了红旗不投白旗！绝不动摇，干到底！”这是他对党发出的誓言。

　　杭鸿初也是这样。他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被调到江浙区委（后改为江苏省委）当交通员，并且参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恐队（即红色恐怖队，也称红队）。红恐队也称打狗队，归属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别行动科（特科），专事消灭叛徒和走狗。

　　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不久，转入地下的共产党组织又在上海活跃了起来！

　　但是此刻，党的地下工作更加危险，每一天、每一刻，党员都有着生命危险。

　　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的儿子、参与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等人在司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104号（现为90号）江苏省委机关被捕。

　　1982年左右，我去恒丰里协助考察江苏省委地址时，遇到了一对88岁和90岁的老夫妇，听他们讲述了陈延年被捕时的情形。

　　当时，杭鸿初在三楼睡觉。当他被惊醒后冲下楼来时，看到一楼客堂里已是狼藉一片，随即他在前门隐蔽起来，看到敌人与陈延年等人在前弄堂纠缠。杭鸿初后来对我说：“我真恼火手里没有枪啊，不然我就向敌人开火了！”他马上从后门冲出后弄堂，一路奔跑去通知其他机关的同志。路上他看到有我们的同志向恒丰里走来，就立刻隔着马路喊：“一零四有毒！”许多同志听了，立刻撤离险境，因而得救。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杀在小木桥路坟地。过了些日子，党组织指示杭鸿初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夜里去小木桥，冒险将陈延年遗体挖出来运走。当时他们发现遗体已出水，只得连下面的木板一同抬起，放到手推车上，急忙运走。

　　党史上只记载了陈延年被国民党枪杀，但遗体被偷运出来却没有记载。

　　至于遗体运出后的去向就更是个谜了。杭鸿初多次告诉我，他们把遗体交给了来接应的同志，但因为当时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纪律，他们并不认识来接应的人。

　　陈延年被枪杀在小木桥坟地，而近年来我注意到有学者认为陈延年等同志被枪杀在枫林桥。我想枫林路与小木桥路是相邻马路，距离也就300来米。杭鸿初的回忆是否准确，就留给党史工作者去考证吧。

　　“假释”出狱后 离沪去找党

　　到了1928年，隐蔽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家旅馆里的党的机关又被敌人发现，我父亲和杭鸿初等十几位党员被捕了。

　　在巡捕房，他们有过短暂的串供机会，我父亲嘱咐大家：一、互不相识，各打各的官司，绝不牵扯到任何一位同志、任何一个机关；二、绝不承认是共产党员，这样就能逼迫敌人把自己按刑事犯在租界处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凡是在租界的共产党员都属于政治犯，要交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处理的。一旦交给国民党，那就有去无回了。所有被捕同志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有勇有谋的共产党员！

　　这时，杭鸿初要求我父亲给他改个名字以便编造假口供，我父亲就给他改名为杭伟之。

　　我问过我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也改个名字呢？”我父亲说：“我的情况和鸿初不一样。当年，我改了名字敌人也查得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