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从未后悔或踟蹰，因为他相信，民族历史是民族生命鲜血铸造的，“以史为镜，可以明兴衰”，研究昨天是为了拓展今天，更为了把握明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花31年完成500万字《中国财政制度史》，不仅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更是通过书写中华五千年波澜壮阔的财税史，展示不仅财税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的关联，更是呈现了社会结构和公平正义的发展。

　　许下承诺潜心钻研

　　1978年，黄天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在一堂专业课上，老师提到“财政的起源还没有结论”，这引发了黄天华的浓厚兴趣。但真正令黄天华决定用一生来完成这项“功课”的，则是研究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教授马大英的一句话——“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并远远超过我们。”当时黄天华听了颇为震惊，他不明白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于是他下定决心，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

　　然而，史学研究周期长，史料散落在全球各地，这条路从开头就能望见重重困难。马老师担心，这位年轻人能走到底吗？黄天华却毫不犹豫许下承诺“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黄天华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斗转星移，当年那个身高180cm、体重66.5公斤的年轻人已经年逾花甲，体重跌到53.5公斤，还患上了心脏病、支气管破裂、腰间盘突出等疾病。但这个看似瘦弱的身体里却有一个充满力量的灵魂。30多年来，他没有寒暑假，每天5时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写点儿框框架架，8时吃完早饭继续工作，每天都要干到深夜12时，直到3年前因身体吃不消才改为工作到夜里10时。

　　自掏腰包举步维艰

　　这条路真的太艰难了。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事业、漕运、社会保障等几十个专业领域，所需要史料几乎穷尽中国所有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资料。为了研究，黄天华甚至自学甲骨文，一字一字比对，一点一点积累，他做的资料卡一盒又一盒。

　　而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这项研究没有经费支持。“一般的社科项目三五年结题，可一项几十年的研究谁来相信你？”无法立项，黄天华就省吃俭用自掏腰包把工资全部投入到研究中，资料买不起就复印，买最便宜的车票、住最便宜的旅店，就是为了尽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资料收集上，仅准备财政制度史的资料就累计达19万元。“我感到绝望走不下去的时候，真的是实在没钱了。”一位资助人及时拉了黄天华一把——时任上海财大副校长、现任党委书记的丛树海拿出4000元让他渡过难关。“说心里话，当时连谢绝的勇气都没有。”黄天华很感激校领导多次在关键时候支持他，而他也将资助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研究上。

　　黄天华的《中国税收制度史》终于在2007年出版，该著作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国家教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并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而500万字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也将于今年9月正式出版。近日在《中国财政制度史》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研究专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厘清了财政史研究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也为当代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参照。

　　史学冷门后继乏人

　　高校和学术圈的评价体系更重论文、重课题、重短期成果，黄天华和他的财政史研究显然成了“异类”。不仅是副教授的评聘，他的教授、博导等评聘没有一次不遭遇指标阻碍，经多次反复才得以破格通过。“对于一辈子献身学术的人，这意味着未被学术所承认，这是让知识分子最难承受的打击。”其同事、上海财大教授鲁品越说。

　　不仅是黄天华的个人际遇，史学研究的不景气是客观现象，招生低迷，课堂内、讲座上学生稀稀落落。青年教师刘守刚将接下黄天华的财政史课程：“财政史发表论文很困难。所以研究这一领域基本和职称评定无缘了。”黄天华所带的博士生钟灵娜也不得不发表其他领域的论文来完成毕业要求。

　　学术上，黄天华孤注一掷，世界怎么变他都执拗地坚持自己的路；但课堂上，学生眼中的黄老师却是风趣幽默而真实的师长。钟灵娜正是在本科时修读黄天华的课程而对中国财政史产生兴趣，在她看来，黄老师的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而且他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发自肺腑，并且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不仅是专业知识传达到位，连作风、人品都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家。”

　　无悔梦想感谢家人

　　爬上6楼回到财大附近的家里，坐在沙发上，黄天华大口喘着粗气。这个温馨的家，黄天华和妻子已经许久没有回来，身体的力不从心已经难以支持他和老伴每天上下6楼，所以只好居住在女儿家。

　　在家里，黄天华曾经气宇轩昂地讲课，妻子津津有味地听丈夫讲财政史。“那是年轻的时候了，为了获得她的支持，我就讲些有趣的东西给她听。”要说这些年最感激的人，黄天华觉得应该是妻子。

　　本报记者 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