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缘分”两字，真让人说不清，道不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越剧一代宗师徐玉兰老师名扬艺坛，天下谁人不识君？我不过是位初出茅庐，名不经传的青年演员，但是，有缘与徐老师共同担任市人大代表，而且都在南市区代表组。

　　记得第一次分组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我面对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报告竟然摸不着发言头绪。幸亏老代表徐玉兰老师深入浅出的发言，才使我这个新代表茅塞顿开，深受启发。那天，徐老师结合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上海未来前景规划。她提出，文化必须要与商业结合，才能做大做强旅游事业。徐老师说：“要下大力气梳理上海的旅游资源，比如，老城厢的城隍庙是只金饭碗，希望市区政府联动，集中力量开发，千万不可捧着金饭碗讨饭！”她的发言掷地有声，言之有物，引起了代表们很大的反响。我暗暗下决心，要向老代表学习，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当好人民的代言人。

　　通过代表视察、交流发言等活动，我逐渐领略到徐老师参政议政的风格：抓住要点，突出重点；轻易不发言，发言不轻易。对自己熟悉的情况，做到畅所欲言，献言献策。比如，她谈到保护民族戏曲、不能放任流失人才等问题，举例生动，切中时弊。代表们听了无不动容，肃然起敬。可以说，徐老师言传身教，为我当好人大代表上了生动一课。

　　听到徐老师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难过。本想去参加追悼会，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无奈感冒发烧，只得放弃念头，不能如愿。

　　当天晚间，我收看电视新闻，看到不少老领导和艺术界同行为徐玉兰老师送行，眼泪夺眶而出。尤其看到徐老师的儿子致答词，不由想起一件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往事。

　　我的老友陆铁军原在《上海戏剧》杂志担任编辑工作。有一天，他兴冲冲告诉我，请徐老师的儿子俞小勇写了一篇文章《我眼里的母亲——徐玉兰》。刊登在《上海戏剧》杂志，建议我阅读一下。我看完文章，心情激动。字里行间充盈母子情深。

　　俞小勇在文章中谈到，徐老师在舞台上出色地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角色，生活中却永远是个十分好客的家庭主妇。她对新老朋友一视同仁，对故乡亲人有特殊感情。凡是家乡来客，不论近亲远戚、三叔四舅、七姑八姨，不管来沪出差、购物、看病，徐老师都会来者是客，尽力款待。客人临走，还要送点礼品。由于主殷客来勤，客人经常一拨去了一拨来，犹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徐家本来住得也不算宽舒，家庭人员中有一班固定的老太太加强班：妈妈婆、婶婶婆、老姑妈、老外婆。客人多了，只能在大客厅里打地铺，经常人满为患，活像轮船五等舱。徐老师的丈夫开玩笑：“我看干脆在弄堂门口挂一块玉兰招商旅店的招牌吧，省得客人到此还要探路问讯。”儿子偶尔会发几句牢骚。徐老师听到，立马批评儿子不懂事：“人家有难处寻上门，我们只可伸手，不可踢脚，这既是人情，又是德性。”在徐老师的教诲下，家人们从无可奈何转变为习以为常。

　　徐老师一生忠于越剧艺术。年过古稀，依然每天吊嗓练功。青年演员上门求教，徐老师来者不拒，为学生排戏劲头十足，不厌其烦地耐心辅导，直至符合要求。

　　如今，虽然徐玉兰老师离我们远去，但是，她卓越超群的表演艺术和大爱无彊的淳厚家风将永存人间。

　　慈母深情孝子泪，

　　高风亮节人称赞。

　　东风传唱迎春曲，

　　德艺双馨徐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