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恩老伯是无倦苦斋同门师哥张翔宇的父尊。老伯在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长期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在上海等地进行地下工作。他是君匋钱老师的好友。抗战时期，就曾请钱老师为陈毅刻过对印。可惜，留存的印蜕，老师遍寻不着。

　　新中国成立以后，纪恩老伯在上海工作，和钱老师交往密切。也替他的革命战友求刻。在整个五十年代，钱老师为一张三李刻印最多。其中二位李姓干部即是老伯介绍成了老师的好友。

　　三李，是李一氓、李仲融、李宇超。一氓先生旧时代在上海从事过文化革命工作，是老师的旧识。李仲融、李宇超二位则是纪恩老伯的战友，都嗜篆刻。仲融先生早年和杨开慧烈士是同一党小组的战友，解放后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和南京图书馆长。宇超先生早年和纪恩老伯一起，在总理手下搞地下工作。解放后任山东省副省长、华东局秘书长。钱老师为三李均刻过数十方印章，往来很密切。

　　一张，就是张纪恩老伯。一张三李，指四位老前辈。巧的是“一张”二字也是《新民晚报》张林岚老先生的笔名。而林岚先生是纪恩老伯的堂弟。

　　张老伯嗜印，尤嗜钱老师的法刻。请刻自己的姓名印、收藏印和闲章也有数十方之多。可惜，一次次的社会变动，大多已不知去向。老伯不但替革命同志代求，且请钱老师为他的父尊、兄弟辈奏刀。一九五六年时，还把在中学求学的翔宇送入钱门，学习艺文。翔宇老哥于绘事大有悟性，过了一年，老师为刻一印，边款曰“翔宇学画有进，刻此贻之”。

　　张老伯嗜印，于篆刻一道也颇有独特之思想。附图的“张纪恩”即是佳例。此印钱老师以秦印法为之。白文加十字框，是秦印之寻常面目，奇在左下的小框内竟有“君匋刻”三字。审其边拓，是“纪恩兄嘱将款字刻入印面，此为第一次也。乙卯（一九七五年）二月君匋并记”。原应刻在印侧的“君匋刻”三字，应索刻者请，刻在印面上，钱老师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五百年篆刻史上，好像也是唯一。我估计，张老伯是研读过吴让之印谱的，所以会提出这个绝妙的要求。

　　就印论印，此印令人眼睛一亮。不但结构严谨，线条挺拔，且古意盎然。既富书卷气，又饶金石气。区区论印，窃以为此二气极为重要。回顾历代大师的印作，皆有二气在焉。当然，那时的士人是读四书五经的，识得雅俗。笔底刀下，自然而然充溢雅致。又普遍读过《说文》，临、观各种碑帖，懂得什么叫金石味。现代的我们一辈，更遑论时髦青年，当然望尘莫及。知道不足，不怕，努力赶上，耐寂寞，多读点有用的古书，多研习经典的碑帖，自然会进步向上。莫名其妙自满自足，自吹自擂，徒得一气耳。俗气。

　　钱老师是多产作家，据其晚年自己统计，刻印当在二万上下。最近，我和裘国强兄受命编辑钱老师的印谱，遍向友人征集老师的印作。翔宇老哥和海天兄昆仲保存着钱老师为其家属所刻的十七印。珍贵的是，均为其一门四代所刻制。钱老师为一家四代人刻印，没有第二例。

　　第一代是爽夫公，纪恩老伯的父尊。前清秀才。清末民初，在其家乡金华府浦江县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现在的三联书店，是由邹韬奋等前辈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合作体。“生活·读书·新知”六字为手写体，由三位前辈文人分别书写。其中“新知”二字是爽夫公手笔。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那时，纪恩老伯在三联书店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代是纪恩老伯和其嫡堂兄弟张书旂先生。张氏一门出过大画家大文人，复旦大学前辈名教授张世禄先生，也是纪恩老伯的嫡堂兄弟。在老伯这一代中，张书旂大概是最为显赫的一位。在旧时代，大学林立，满街教授，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部颁美术教授，据说只有张书旂、徐悲鸿二位而已。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二战即将结束，同盟国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又逢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张书旂受命绘百鸽图，蒋介石题字，作为国礼，奉献罗斯福总统。蒋的题字，上款写“罗大总统”，也颇为有趣。

　　第三代是翔宇老哥。除了姓名印，还请老师刻了“荣荣窗下兰”等闲章。老哥擅写兰竹，趣味甚为高雅。是无倦苦斋同门的大师哥。

　　第四代是翔宇老哥的女公子，家学渊源、工隶书。钱老师赐刻姓名印鼓励之。

　　纪恩老伯是老革命，是文化人，和钱瘦铁、唐云、程十发等先生均有密切交往。二零零八年，老伯以百二高寿逝于上海。早年，老伯曾是中央特科、红队的成员，倒也并不全是打打杀杀，还做了许多文化工作。一九三八年中文版的《西行漫记》翻译出版，他是主持者之一。听老伯说，当时经费奇缺，此书是以预定，先收书款的方式才得以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