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是老一辈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诞辰100周年。1977年3月26日，为纪念“乐圣”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公演了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这次演出《命运交响曲》，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全世界。

　　中央乐团上一次演出西方古典音乐，还是在1965年12月举办的纪念芬兰民族乐派大师西贝柳斯诞辰100周年专场。此后，由于极左思潮的日益泛滥和“文革”爆发，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被禁。但到了1970年代，随着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上了议事日程。1972年，为欢迎来华商谈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事宜的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周恩来特意让秘书给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打电话，询问乐团能否演奏贝多芬的乐曲。但于会泳得知此事后，以时间紧张无法保证排演质量为由，不许中央乐团演出。

　　1973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再度访华。李德伦奉命去跟江青、于会泳商量招待基辛格文艺晚会的节目安排。李德伦说可以为客人演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于会泳却说“命运”宣扬的是唯心主义宿命论，一口否定。李德伦随即提出演奏《英雄交响曲》，又被于会泳以那是“歌颂拿破仑”为由否决了。李德伦便问：“那你说演什么呢？”于会泳回答：“可以演《第六‘田园’交响曲》，这没什么政治问题。”李德伦暗想，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田园”不也可以说是歌颂地主庄园吗？不过，在2月17日欢迎基辛格访华的文艺晚会上，中央乐团在李德伦的指挥下到底演奏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文革”期间中央乐团与贝多芬的第一次“握手”。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依然关注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有一次在与李德伦谈话时，他请李德伦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当谈到《英雄交响曲》时，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关照李德伦写一份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细材料，直接送到国务院。

　　1976年10月，严冬过后，万象更新。第二年年初，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于贝多芬的谈话，正好3月26日是“乐圣”去世150周年，世界各国都会举行纪念音乐会，这不是一个突破口吗？于是，中央乐团专门打报告，提出在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之际演出《命运交响曲》。当时文化部艺术局的负责人、诗人贺敬之收到报告后表示同意，然后向部长华山作了汇报。华山请示中宣部，中宣部不敢决定，便上报中央。眼看3月26日越来越近，而上级迟迟未答复，李德伦非常焦急，心中忐忑不安，甚至做好了更换曲目的准备。直到3月23日晚上9点，他才接到电话，得知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演出贝多芬的作品。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第二天的中央乐团音乐会预告，其中列出来的演出曲目有三首：交响诗《刘胡兰》、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等。“命运”仍然不敢出现在曲目中，只是包含在那个“等”字内。但中央乐团即将演出“命运”的消息依然传遍京城，音乐会票一售而空。法新社第一时间抢发新闻，标题是：“‘资产阶级音乐家’翻身：北京纪念贝多芬，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3月26日，中央乐团在民族宫礼堂演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在海内外一片欢呼声中，乐团将这套曲目又加演了五场。短短十天内，乐团六次让“命运”雄壮的旋律回荡在中国大地，几千名听众12年来第一次聆听了中国乐手演奏的贝多芬音乐。“命运”在中国的重获新生，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中国将告别闭关锁国的年月，以开放的心胸重新拥抱外国优秀文化，汇入人类进步文明的潮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