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可让步 原则必坚守

　　罗政委多次派我父亲去同霍守义谈判，每次去之前，都对他作具体布置，设想对方如何提出问题，我们该如何答复。罗政委还指示我父亲，原则问题要针锋相对，非原则问题可采取缓和的态度，可作必要让步。他说，应该将秦启荣和东北军区别开。尽管霍守义同西安事变无直接关系，还是要讲我军和东北军是抗日的老朋友，他们抗日有功应作充分估计，但原则问题寸步也不能让。他还告诉我父亲：“如果他们请你赴宴，可以去，但不能酗酒。要不卑不亢，理直气壮，和颜悦色。”有一次我父亲和霍守义争论得很厉害。霍说我党破坏统一战线，我父亲按照罗政委的指示，据理一条条反驳他，说得他哑口无言，只好说：“哎呀，老弟，先吃饭。吃了再谈。”

　　罗政委指挥战斗非常沉着。1941年师部在留田，日军以5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罗政委一直在前线指挥。敌人从一面攻上来时，部队顶到天黑，然后选择了很巧妙的突围路线，在敌人的接合部，罗政委率直属队3000多人，走了两个多小时，突围出去了。拂晓在一个庄子宿营后，确定分散活动，命令我父亲带40多人，包括民运科、统战科到邹县打游击。肖华、梁必业同志带师直属队直插到滨海……可是，罗政委只带了不足一个营的部队，返回敌人“扫荡”的中心鲁中地区去了。我父亲当时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又钻到敌人的合围圈里去。后来罗政委讲：“当时非这样做不可。不那样不足以扭转局势。敌人是搞‘三光’政策，我们不进去袭扰，敌人对根据地破坏会更大。”这件事既反映了罗政委对根据地父老乡亲的关怀爱护，又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战略指挥员的大智大勇。

　　罗政委不仅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而且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他经常鼓励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连队去。我父亲入党刚8个月就当了团政委，深感缺乏连队工作经验。1941年我父亲向115师组织部梁必业部长提出，要求到主力部队的基层去工作。梁部长让他找罗政委。罗政委对我父亲说，因为工作需要，目前先留在师政治部工作。但是，罗政委仍然将这件事记在心中。1942年冬天日军对鲁南大“扫荡”之前，罗政委便派我父亲去鲁南建立武工队。

　　骑着“电驴子” 指挥反扫荡

　　父亲的那些老战友们告诉我：“打游击时你父亲可是个传奇人物，人家骑马，他骑电驴子（摩托车的俗称），还可以边骑着电驴子边打路边的电葫芦（电线杆上的瓷瓶），一打一个准。”这是说父亲在鲁南军分区当敌工科长时的事，那时他领导着包括铁道大队（即铁道游击队）、武工队在内的好几支基层抗日武装。父亲在北平读书时，就喜欢骑“电驴子”，骑术（包括自行车）也确实了得。给他当过警卫员的刘叔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在丘陵地带和青纱帐里，骑摩托既比骑马隐蔽，又比步行快。父亲还能在骑行中随意站上坐鞍（一只脚控制车把）居高快速观察敌情。敌人怎么也想不到骑摩托车的人竟然是八路军。

　　有一次，一队日军赶着一群伪军闯到根据地扫荡，我父亲得到情报后，骑着“电驴子”飞快地到铁道游击队和武工队布置反“扫荡”；然后，他又骑着“电驴子”，指挥各抗日武装或穿插，或埋伏。他还不断地站在“电驴子”上观察敌情，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才下令开火，将日伪军打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等到敌人清醒过来，整好队伍发起进攻时，铁道游击队和武工队早已跑得无踪无影了。而穿插到敌后方的武工队，又端掉了好几个敌人的炮楼。

　　我父亲去鲁南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兼敌工科科长时，曾经领导过铁道游击队；后来铁道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洪振海大队长牺牲了，政委也负了重伤被送到军分区疗伤，在刘金山刚接任大队长、队伍思想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我父亲奉命到铁道游击队代理了半年多的政委。父亲生前曾对我们说过：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实际上比刘知侠在小说《铁道游击队》中写的要精彩得多，他们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打得津浦铁路沿线日伪军都不敢随意出动和露头。

　　在父亲担任政委的半年里，斗争形势发生变化，主要任务是确保各根据地的联络，便于统一指挥。中央有大批领导和干部经常从这里过路，如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都在这个时期从延安来到山东或从山东回延安。这在别的地方要派出成建制的大部队沿途警戒护送，才能通过敌占区，有时甚至不惜命令部队一边战斗一边硬闯，才能完成护送任务。而在过津浦铁路（峄县至枣庄）段时，铁道游击队派人去向伪军打个招呼，只要少许警卫人员，首长即可安然通过。有一次，我父亲就曾经骑着“电驴子”到伪军驻守的炮楼里打招呼，说晚上有朋友过路。伪军小队长马上说，只要铁道游击队和你靳大少爷要过路，没说的，尽管过！当天晚上，父亲指挥队员们保护首长顺利通过了津浦路。

　　赶制煤气炉 踏勘“青草沙”

　　1949年5月，父亲随部队打进上海后，先被委任为上海市公用局常务副局长兼公交公司总经理以及交通运输局长。其时，恰逢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其中包括石油封锁。没有燃料，车辆就无法动弹。为了保障城市客运交通正常运行，我父亲没日没夜地与科技人员反复研究解决的方案，并做了大量试验，很快赶制出多种型号的煤气发生炉，为车辆运行提供了动力保障。至今，许多70岁左右的老上海还会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汽车后面都拖着一个炉子在马路上跑（有些煤气发生炉则安装在汽车上）。那个炉子就是父亲和科技人员一起宵衣旰食研制出来的。它是将炉子中产生的煤气，供给汽车作动力燃料。

　　60年代初，我父亲在任上海市隧道工程局党组书记兼局长时，与科技人员、干部群众一起，打破了苏联地铁专家的“上海造地铁如同在豆腐里打洞”的咒语，成功地实施了零号（4046工程）实验工程，为上海地铁事业的可行性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80年代末，上海的优质饮用水源的缺乏，引起了市政府和市民群众的极大关注。当时我父亲是市人大常委、市政府咨询小组成员。当他听到水务科研人员谈起，长江上的水污染是沿岸边成带状向东流入东海，江中心区域的水质还是不错的，他就想：长江中心区域的长兴岛，是否有可能成为理想的优质水源地呢？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市建委主任曹淼后，两人就立即前往踏勘。

　　那时，去长兴岛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而是先坐车到长江边，然后坐小船登陆长兴岛，再徒步前往目标区。其时父亲已经是70岁的老人，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跋涉，人已近乎虚脱。晚上我们看到他一瘸一拐的，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下公交时，腿软摔的。”仔细一看，他的裤子膝盖处的血都洇出来了。

　　然后，父亲顾不上休息和养伤，次日一早，就赶到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找到相关领导，布置了“青草沙”水库可行性课题研究及工程环境影响的项目评估。一段日子后，当他取得了第一手科研依据后，便在市长办公会议上首先提出可以将“青草沙”作为上海新的饮用水源地。2006年9月1日，中国工程院公开建议，将“青草沙”建设成为优质饮用水的水源地。上海市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很快投入巨资，进行开发和建设。

　　“青草沙”项目总投资约170亿元，于2006年开工建设，2011年6月8日建成投运。水库总面积约67.2平方公里，最大有效库容达5.53亿立方米，设计有效库容为4.35亿立方米。设计供水规模719万m3/d，供水范围覆盖杨浦、虹口、闸北、黄浦、静安、长宁、普陀、徐汇等8个区，受益人口达1150万人。1996年8月22日，我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弥留之际，他惦念的还是“青草沙”项目的建设情况。

　　（摘自《上海滩》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