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分到工厂，刚进车间拜见师傅后，团支部的陆书记就来找我“接头”了。陆支书穿一件蓝色背带裤工装，戴一副有些泛黄的塑料框眼镜，细高个，说话语速很快。他问了我一些情况，便开始介绍车间团员青年情况，特别提到，有个某某某，因政治上反动、生活上腐化，被开除了团籍，陆支书让我“注意点”。

　　我是在学校加入共青团的，踏进社会，思想单纯，没想到“工人阶级大熔炉”里也有杂质，还是要擦亮眼睛绷紧弦。碰巧陆支书让我“注意点”的这个人，和我在同一班组；班组里还有一造反派成员，从局“革委会”下放来的。班前会学习《国家与革命》，讨论时说的都是家庭与生活。刚开始我对师傅们不以为然，后来知道他们就小学文化程度，要认识伯恩施坦、考茨基也太难了，倒是那个“注意点”是高中生，“造反派”也有点墨水，有时还能应景说点书上的东西。

　　年轻的工人被统称为团员青年，简称“团青”，车间团青二三十人，陆支书大我几岁，是六七届初中生。有年春节，他到我家来家访，天气很冷，他注意到我没有棉袄，说要去申请几十元钱发补助。其实有一件破棉袄我不愿穿，家中也确实生活拮据，但怕大家知道我家的窘境，说什么也不要补助。谁知陆支书以为我耍强，不给组织添麻烦，当作一件美事四处宣传。我为此很是悻然。但直到如今，在冬天穿上羽绒服或者抗寒冲锋衣，总是会想到那一幕，感受到犹存的当年团支部的温暖。

　　后来我也当了车间团支部书记，我们继承了春节家访传统，每年正月初一，支部委员分几路去探访拜年，从浦东到浦西，在耳边不时炸响的鞭炮声中，一家一家地踏入团员青年的住宅，一碗一碗地吃着推辞不掉的汤团。后来想想也有疑惑，车间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并没有什么话可说，也不打招呼地跑去，搅乱了人家节日的安宁；但其时我们根本没考虑到这些，这是一项工作，一种必行的工作仪式。

　　读马列、学技术外，团青工作还得搞活动，那时我们别无选择，国际电影院、长风公园，几乎成了厂里青工的游乐据点，最远的也只是去了次嘉兴南湖。暮春三月，清风拂面，十多辆自行车，男的载着女的，朴素的衣着，纯真的欢笑，一路铃声，一路景色，荡漾在银锄河上的小船，定格在铁臂山旁的笑容……有几张泛黄的照片，珍藏着永远的记忆，那是属于我们的一段青春芳华。

　　工厂有劳动纪律，一切都按部就班，但并不妨碍年轻人的活泼身心和技艺萌发。工余闲暇，喜爱运动的用铁管焊接了双杠、吊环，爱好文艺的，有黑板报、厂文艺汇演。我那时写过不少“马达声声、焊花簇簇”之类的墙头诗，那首写电子工人的“仪表闪动一颗心，烙铁熔入满腔话”，还被谱上了曲，在工厂礼堂舞台上演唱。当然，那年代的主旋律还是斗争和运动，团青们对工厂历史不了解，但敲鼓助威少不了。我在校时刻过钢板、搞过油印，用排笔写的黑体字和魏体字也过得去，于是写墙报、刷标语；还参照当时流行的署名方式，把我们的评论组倒置为“诸任平”，不经意间，我们支部的名声冲出车间，走向全厂。

　　在我成为厂团委宣传委员时，团委书记的任上是小苏，一个七届初中生，她身材颀长，生性腼腆，内秀于心，外毓于行。她是车间的一名车工，写诗、朗诵、跳舞、唱歌样样参与，乒乓球打得也好。团委会上，她和我谋划开辟团青的宣传阵地。在仅有几张报纸、出版物寥若晨星的年代，用打字机印出的厂团刊引人注目，淡黄色的封面，里面有团委工作要点、书记问答，甚至还有小说、散文和诗歌，琳琅满目。多年以后，团委书记成了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每年两会期间，她被媒体追问着，在电视上胸有成竹，侃侃而谈。我总感到，当年的“书记问答”，是她人生的一次预演。

　　记得那些年，除了背带裤工装外，在开会学习等场合，我常穿的是一件“涤卡”中山装，蓝色的，胸前别着一枚红黄相间的团徽。时至今日，挂满西装茄克运动衫的衣橱里，中山装已遍寻不着，但那一枚团徽我还保留着，光泽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