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按生肖排列，应属猴年，与鸡、兔、狗、马……轮流值班，与“运程”似乎无甚关碍。但人们总是习惯在一年伊始，找些吉利话说说，报纸上也有些马年说马，龙年说龙的应景文章。但猴的话头，似与身体健康、新年快乐、阖家幸福的祝愿不大相粘，其实也就是猴年而已，不说也罢，双手一拱，发财发财，哈哈哈。倘要把孙悟空抬出来，就复杂了。只说大闹天宫一出，就叫人挠头。三月初三，王母千秋节，举办蟠桃宴，孙悟空虽有点社会影响，但地位毕竟低，既无官职也无官亲，虽说有一个“齐天大圣”的封号，是几个哥们儿抬举的，没有正式行文，算个啥？加上不懂规矩，不会看眼色，不会逢迎，不会作戏，大会秘书处没有给他发请柬。结果惹恼猴头，大闹天宫，搅了局，受了“判处死刑”的“处分”。但花果山的水蜜桃，其味总不输蟠桃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么一拉扯，就失了过年的雅兴，还是不攀的好。

　　新年有朋友和我讨论，吴承恩先生写的这部《西游记》，究竟是小说还是神话？吴承恩先生很聪明，从玄奘赴西天取经入手，给他配了三个保镖，一匹白马，编出一大套故事，把妖魔与人兽、幻想与现实，甚至儒释道一锅炖，鲁迅说，是一场“游戏”，颇似现在流行的动漫故事。“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与真实的玄奘取经，背负佛经，托钵化缘，行程万里，是不契合的。

　　中国文学史上，神话的创作是很衰微的，在先秦时期（上古伏羲创易时开始），变爻占卜中有一些神话基因。据说秦始皇烧的大部分就是这类经书，也杀了很多方士。到汉代，一提起变爻占卜，人们还心有余悸。董仲舒躲着占卜，有人告密，说近期天灾与他占卜有关，差点被武帝杀了。鲁迅先生考证了《艺文类聚》、《列子》、《汤问》、《淮南子》、《本经训》、《春秋》、《左传》、《山海经》……说那里面均有神话传说的记载，但从历史的流程看，已日渐式微，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成为没有神话的文化。

　　孔子是不主张谈神论鬼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他本身主张教化，认为怪力乱神是一种邪恶，要鸣鼓而攻之。此外，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因素，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局限，使人们重实际，不玄想。一部《西游记》，看来看去，没有跳出小说的窠臼，反而把玄奘取经的艰难历程“游戏化”，冲淡了佛教史上这一壮举的严肃性。所以，中国神话，由于种种人文和地理环境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轨迹迥异，从思想艺术角度来看，未曾出现系统的有感染力的正宗神话，相反，近代史上一些狭邪小说、侠义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倒是很多。

　　马克思曾盛赞希腊神话是“发育健全的儿童”,认为希腊神话的出现，是有它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性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独特的城邦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精神生产和体力生产之间的落差，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达，人口的集中，这些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使希腊的神话艺术得以保存和光大，产生神奇的魅力。戏剧的盛行，通宵的演出，观众自带干粮，看得如醉如痴，牵肠挂肚，已成佳话。这些分身有术，腾云驾雾，冰火不惧，不同凡响的神话人物，是能克服时空和距离难度的无敌将军，表达人们对征服客观世界的向往。其故事情节发展，与现代小说的人文毫无相似之处，不论是阿喀琉斯还是赫克托耳，人们心目中的变形金刚，演出了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所以希腊神话具有无比的魅力，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看来，比之阿喀琉斯，现代“超人”恐怕只能算个“早熟儿童”。“超人”具有超现代的本领的种种编造，是集现代科学之大成，并不是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有机”的产品，当然也就算不上“发育健全的儿童”，颇有基因改变之嫌，或者说是“伪神话”。

　　孙悟空虽然本事超群，但所阐述的故事，仍然没有跳出神魔、狭邪的窠臼，其基因也非神话的正宗，只能勉强算个“粗野儿童”。这是我猴年的一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