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刘平 苏述庚

　　散发着浓浓墨香的《我的乡医妻》新书叠放在写字台上，妻子含着热泪一口气看完，然后，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这是你送给我世界上最最珍贵的礼物……”

　　缘分

　　1961年6月，我于华东师大地理系毕业，被分配到漕河泾中学任教，担任生物和地理老师，一门心思教学，时间一晃过去了七八年，当年的毛头小伙子成了大龄未婚青年。父母开始着急起来，孩子的事他们不好出面张罗，于是找到了我的表姐，叫她帮我物色合适的姑娘。

　　表姐家住七宝镇东风村，在血防灭螺工作中认识了一起灭螺的姑娘顾雪娟，经常接触，感觉她人品好、挺实在。她将阿妹的情况向我母亲介绍，母亲挺高兴说：“农村就农村的，只要人好，两个人讲得来。”

　　相亲地点安排在龙漕路气象台处。我远远看到表姐带着一位姑娘走来，穿着素雅的服装，露出雪白的牙齿，落落大方，朴素得就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表姐给我们双方作了介绍，彼此都觉得满意，并友好地握了握手。这是我第一次握年轻女子的手，那只温柔的手传递过来的暖流，一股脑流进了我的心里。

　　从那天起，我和阿妹保持每周一次通信，读、写情书成为我生活最重要的事。我和阿妹相亲的事，很快在学校的老师中传开，有老师对我半真半假开玩笑说：“你们两个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嗲！”也有老师却带着好奇心问：“侬是上海人，哪能想娶农村小姑娘！”

　　“有啥稀奇？这个是缘分啊！” 我爽快回言。

　　1969年“五一”这天，我在校长、老师们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到乡下“迎娶”新娘阿妹。18辆系着红绸子的自行车和2部装着嫁妆的拖车，簇拥着新郎新娘穿梭在七宝镇通往城区的大道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采药

　　妻子阿妹是红明大队(今七宝镇红明村）的卫生员，也就是村民们常说的赤脚医生。那时医疗条件简陋，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摆着办公桌、药柜、巡诊小药箱，靠壁搁着一块板，可以让病人躺着检查。药柜只有治风寒感冒药，缺医少药是常见的，所以有时赤脚医生们会自己去采些草药。阿妹从中医学院培训回来后，想把所学的知识用上，面对大队小诊所无现成中药的情况，决定自己动手，采制草药。她和我一说，我当即表示赞同。

　　休息日，晨曦初露。我陪妻子，带着5岁儿子，乘坐大队的拖拉机，一起去佘山采药。阿妹此时有孕在身，但坚持爬山。山上常见的草药有防风、荆芥、紫苏叶、墨旱莲、透骨草、薄荷等几十种。我们像大海捞针一样，东寻西找所需要的草药，遇到疑惑不决的草药，就与随身带的《中草药谱彩图》一书对照后，一一用刀挖放到箩筐里。当太阳快落山时，草药已足足有五六筐，全家人齐心协力把它们装上拖拉机，满载而归。

　　有了加工好的草药，阿妹就分别给有失眠的、有乏力的、有腹泻的、有胃病的等各类患者，开出不同草药处方，并告诉患者：“回家把草药煎汤喝下去，一日不能间断，三天后回访。”

　　三天后，失眠的，说睡得着了；乏力的，说有力气了；腹泻的，说止住了；胃疼的，好多了……卑微弱小的草儿们奇迹般地解除了病患者的痛苦。

　　“草药能治病”好消息，迅速在全村传开。前来看病的越来越多，阿妹一下子忙得不可开交。一连好几个月，村里不少老屋整天往外飘着中药香。

　　救命

　　赤脚医生工作无法用时间计算，它的特点是为乡村群众提供24小时贴身医疗服务，随叫随诊，夜以继日。凡出诊，阿妹有求必应。哪怕自己妊娠反应不舒服，哪怕瓢泼大雨或冰雪封路，也要送医上门。到了80年代，赤脚医生改名乡村医生，自感医学知识欠缺的妻子，主动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八医院培训。经过这次培训，妻子的医学知识有了很大的长进，大大提高了妻子的识病率，村子里的人都更加乐意找她看病了。

　　有一天，妻子先后接诊了四个病人都是肚子痛。她仔细诊断，发现病情并不一样。其中有三人，一摸肚皮有“反跳”疼，妻子判断得了阑尾炎，叫病患到大医院进一步诊断，果真是，当即住院动手术，脱离了危险。而七十多岁的顾奶奶，一摸肚皮硬邦邦，妻子诊断为胃穿孔，当即通知家属送医院抢救，得以转危为安。事后老人热泪盈眶地说：“幸好有侬救了我一条命呵！”

　　1983年，成立村委会后，妻子一人身兼村副主任、妇女主任、文教主任等职务，全镇独一无二。有对男女青年到妻子处登记结婚，她就和计划生育工作间快速切换，不耽误一件事，不浪费一分钟。不久，这对青年有了孩子，妻子又上门进行了新生儿访视。她还风趣地对我说：“这样不是收到了一举多得的工作效果吗？”

　　就这样，一直到1998年，妻子已到了退休年龄，却被组织续聘负责合作医疗站，发挥余热，一聘竟然聘了整整11年。同在职时一样，不论节假日，一年365天，诊室不关门。直到2009年，已66岁的阿妹宣布“第二次退休”。我想：这次退休，她可以真正享受清福了吧！但是她依然闲不住，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当志愿者，为村民义务量血压。

　　2014年，我们所在的城中村动迁，我们家总共分到了四套新房。拿到新房钥匙，望着崭新的电梯房，宽敞的住房，妻子高兴得合不拢嘴。盼了一辈子，总算盼到了住楼房。与老房子告别当天，我们一家三代在老屋前拍下了一张全家福，离开时，妻子对我说：“一下子要离开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还真是舍不得……”

　　礼物

　　退休后，我爱上了写作，时常将身边的故事写成文章，在《上海老年报》《徐汇报》《七宝通讯》发表。看到自己的文章见报，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妻子当了四十七年乡村医生，在她的身上，我深深认识到乡医的平凡与伟大。很早就有写小说的冲动，想通过妻子这个原型，展示那曾经的“赤脚医生”的艰苦经历和对社会的贡献。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呒啥好写头呀，勿要写！”妻再三劝我，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一定要写，让年轻人看看，阿拉的路是哪能走过来的？好留个脚印。”我坚定不移。妻子看我坚决的神态，也就答应了。

　　说来也是缘分，2015年9月，我所在的七宝镇成立写作沙龙，我成了这里最年长的会员。在一次沙龙上，我提出了写乡村医生小说的想法时，当即得到大家的支持。

　　回家后，我把多年积累的材料找出来，开始了写作。一边写，往事又历历在目，特别是妻子肩背药箱，走村串户的身影，在我脑中盘旋，挥之不去……经历一年零三个月，近4万字的中篇小说《我的乡医妻》草稿问世。随后经过沙龙几位老师的修改一稿二稿，2017年3月，《我的乡医妻》终于面世了。虽然不是正规出版社出版，但对于我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也算是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上一份最真挚的礼物，更是我对乡村医生这份崇高的职业，聊表一份崇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