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静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极具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过程，最初的灵感往往只诞生于一个人的脑袋瓜里，渐渐地，其公共性又愈发明显。因此，需要促进。然而，如何促进，没有统一答案。她分析说，在这个创新生态体系中，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完全不同的主体，使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彼此不懂对方的心。谁来转译？谁是桥梁？那便是从事技术转移的科技服务机构。“很幸运，作为观察者，我们几乎见证了这个新兴行业在上海的从无到有。”

　　去年秋天，技术转移服务业被首次列入《上海市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常静深有感触：“3年前，上海数得着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还较少。今年再调研时，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而且这些逐渐在市场中站住脚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来自不同的领域。”有学院派，有的来自传统的国有资产评估体系，有的专门对接银行金融机构，有出道于技术垂直领域，也有曾从事知识产权交易的……“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人越来越多，面越来越广，这个行业未来充满发展潜力。”

　　“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看科技成果转化那些事儿。”常静给记者描绘了一副各尽其才的美好愿景。从一个人的灵感，到一群小伙伴的努力实践，再到不同组织形态之间的转移……技术不断组合与成熟，科技成果不断寻找着属于它真正的生命力，经过不同小伙伴‘华丽丽的冒险’，最终让人感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美好，这便是科技成果转化。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自由选择和变换角色，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同样是搞科研出身，也许你很耐得住寂寞，更适合当科学家；也许你的情商很高，可以成为金牌技术经理人。”

　　常静呼吁，“当前国家正在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希望技术转移服务的从业者能尽快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他们值得更多的尊重。”

　　本报记者 董纯蕾 见习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