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促进月”，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倘若公共财政拿出钱来补贴，促使商品降价，更是皆大欢喜。近年来，从“黄金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为了拉动内需，管理层可谓煞费苦心，结果却差强人意，而“消费促进月”可期指数又有多高?

　　从2002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上升，到2009年，我国的储蓄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1%，占当年全球储蓄的28%；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与GDP之比又一路下滑，至目前36%左右。而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

　　即使在CPI高位运行(8月份就达6.2%)，存1万元钱一年要损失几百元钱的情形下，很多人仍然愿意把钱存到银行。当然，即使不想存钱贬值，现实生活中也难以找到跑赢CPI的投资渠道。中国人爱存钱，宁愿借给别人花(购买外国国债)，也不敢自己花，很让外人纳闷。美国《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甚至认为，“中国的高储蓄源于对饥荒的记忆”。

　　“饥荒记忆”当然是主观臆断，国人的储蓄偏好，除了有一点点“积谷防饥”的传统基因之外，更多的源自现实的考量。公众敢于消费，甚至提前消费，户头里有没有钱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有没有对未来——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保障水平等的信心。有信心就敢花钱，寅吃卯粮也无所谓，否则，怎敢当“月光族”甚至“负翁”?虽然，国家财政收入连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公众依然倍感压力。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生活……样样压得公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前景未明，增加了公众对未来的忧虑，有钱也不敢乱花。

　　此等情势，“降低国内储蓄率、提高消费率”这道多元多次方程式要如何求解?以供应刺激需求、拉动内需固然是一种经济学方法，但光靠这样的“鸡血针”显然远远不够。破解这道方程，除了经济学，还要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等等。

　　提高消费，政府首先要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公众手头有钱可花，同时还要加快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公众后顾之忧，让公众有钱敢花。如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的税率以及增加工资等；有意识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加大医疗、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加快推进社保体制的建设和改革，让公众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等等。

　　广州日报(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