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文化生活太单调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但真正到了东莞，曾静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呆在食堂……

　　而且，26岁的曾静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今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辛苦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

　　人情社会难适应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想当初，张超离开广州回湖南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

　　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张超说，“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张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着落。时间一长，这很影响团队的情绪。随着几个骨干成员的离开，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痛苦，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按他的想法，在大城市继续打拼几年，今后即使要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太辛苦。”张超说。

　　去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府部门办手续，折腾了半个月也没动静。最后还是在叔叔带领下，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两天就搞定了。

　　“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赵文说。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大城市与小城市，到底选择哪儿？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优点、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

　　人民日报(崔鹏  李刚  谢卫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