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那里还有一幅蚀刻——一对羸弱的夫妻坐在铺纸的桌前，桌上放着一个酒瓶、一个空杯子、一个空盘子和一块面包，那个饥饿男人的脸转向旁边，不过手臂却围着妻子的肩膀，另一只手握着她的手臂。这一幅，便是后来极为出名的蚀刻《淡薄的一餐》。 

　　过了一段时间，斐南蒂就搬去跟毕加索住在一起。确切的日期不清楚，不过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极不快乐的“蓝色时期”结束了，渐渐进入了毕加索的“玫瑰时期”。 

　　毕加索在巴黎住的时间还不长，但他已经完成了不少作品，并且已结交了不少法国的和一些不太会说法语的朋友，像阿波林纳、沙蒙、瑞弗第、雷诺等等。阿波林纳是一个活跃的诗人、小说家，他和毕加索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常常到“丁香园”去，在那儿认识了许多诗人、作家。有一位叫阿弗雷·加瑞就很喜欢毕加索，还送给毕加索一把手枪，那是一把小白朗宁手枪。毕加索以后常常把它放在口袋里，每当听到有人说出轻蔑塞尚的言语，他就会把它掏出来放在桌上，说：“再讲一个字我就开火。” 

　　毕加索在其他画室也有很多朋友，而“洗衣船”的每一个住客也都很快认识了毕加索。阿波林纳和毕加索的西班牙友人常在晚餐时刻不请自到，毕加索和斐南蒂常与他们或其他画家一起进餐，另外他们的屋里还养了许多小动物：一只老鼠、许多猫、更多的狗，甚至还有一只小猩猩。毕加索除了喜欢动物之外，还常常跟朋友去马戏团玩耍，他喜爱那里的气氛，那里所特有的艺术整体表现和那些人们全然职业化的训练。 

　　此时毕加索的物质生活极端地不稳定。他很久都没有做任何展出了，不过还是与几位画商保持接触：渥拉德、波瑟·韦儿，还有克劳维斯·沙果。有一阵子毕加索发现自己已经欠了颜料商900法郎的账，颜料商也因此断绝了对他的供应。这对任何画家而言都意味着要挨饿了，此时渥拉德不买他的画，而沙果只能出很低的价钱。这段时间里毕加索常常把画画在用过的画布上，甚至是画布的背面。 

　　1905年的大半年情况跟1904年一样糟，偶尔卖出的画赚的钱只够维持他不倒下。他当时生活的社会并没有社会保险，对失败者也极少有慈悲。整个的日子是困窘的。 

　　不过好日子来了。“玫瑰时期”和“蓝色时期”的作品开始被人接受，甚至到了受欢迎的程度；就在11月的时候，里奥和赭特露德·史丹夫妇在拉斐特街上闲逛，看到了沙果店里毕加索的作品，马上对他产生了兴趣。当这对夫妇第二次来的时候，沙果拿出毕加索的《拿花篮的小女孩》给他们看。里奥·史丹用150法郎将它买下，带回锦簇路的家中，和他收藏的塞尚、高更和马蒂斯的画挂在一起。 

　　后来史丹夫妇由一位法国作家带领到毕加索的画室拜访他，并且一次就买了800法郎的作品。这次会面对毕加索极为重要，不只是因为正当拮据的时候得到了这一大笔钱，而且因为史丹夫妇是稳定的、不挑剔的买主，此外他们使毕加索的名声在可能买画的人之间传开了。史丹夫妇和毕加索一见面就喜欢上对方了，他们邀请他和斐南蒂来家中共进晚餐，此后互相都不再拘礼了。毕加索对赭特露德·史丹的相貌极为着迷，为她画过许多幅肖像，一直到多年以后，毕加索再也不愁找不到买主时，他们的亲密关系仍然存在。 

　　此外，这一次的会面还产生了毕加索与马蒂斯的友谊。毕加索的作品在1902年时曾在波瑟·韦儿的店里跟马蒂斯一同展出过，但他们本人却从未见过面。史丹夫妇有一次带着马蒂斯和马蒂斯的女儿玛格丽特去拜访住在“洗衣船”的毕加索，而事隔50多年之后，玛格丽特仍然记得他们房里的那只庞大的母狗“飞卡”，她判断那是一只圣伯纳狗。斐南蒂出奇的美丽、可亲和高大的身材，也使这孩子印象很深。还有，她帮他们的咖啡准备糖的方式（她走到食橱前面，用手捞起一大把，然后把它洒在桌上比较干净的一块地方）一样使玛格丽特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