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缺陷的悲剧英雄
1910年的一个晚上，托马斯·安德鲁斯在女儿出生之前，曾经带妻子海伦去参观仍在建造中的泰坦尼克号。当时，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向他的妻子介绍那个正在钢铁子宫中孕育的庞然大物呢？他会向她解释，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船吗？安德鲁斯从16岁起在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做学徒，靠自己的努力与天分一步步走到最高层。泰坦尼克号是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由他从头到尾负责的船——不久前，总设计师亚历山大·克莱突然辞职，由他接任执行总裁。
关于克莱的辞职，历史上有诸多语焉不详的隐笔。流传最广的说话是因为他在救生艇的数目上与白星航运公司的老板布鲁斯·伊思梅之间意见不合。卡莱认为至少应该有48艘救生艇，但伊思梅在几分钟之内就否决了他的提议，理由是太多的救生艇会挡住一等舱客人的视野。
安德鲁斯曾经在救生艇的问题上有过挣扎吗？或者他也如此深信泰坦尼克号的“不可沉没”，从未认为救生艇是个问题？
在贝尔法斯特，人们带着敬意谈论安德鲁斯，就好像他是一个圣人，容不得任何质疑与追问。他有一本小小的传记，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康博政府请当地一位作家写的。那是唯一一次，一个作者有机会采访到他的家人，甚至进入到造船厂，了解他的真实生活。但那本书写得极其糟糕，充满了干巴巴的赞颂，毫无生活细节。
根据那本传记，在悲剧发生之前，安德鲁斯是一个幸福到沉闷的人。他从小家境富裕，父亲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又在当地政坛颇有影响力。托马斯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二，其余三个兄弟都事业有成，其中大哥约翰·安德鲁斯在“一战”期间曾经短暂地出任过北爱尔兰的总理。他的童年很快乐，养蜜蜂、骑马、划船、做船模，最后一种兴趣后来变成了他的职业。
16岁的时候，他作为“绅士学徒”加入沃尔夫·哈兰德造船厂。“绅士学徒”通常都是一些富家子弟，他们的父母付给造船厂100基尼（相当于今天的2.1万英镑），学习造船的各种知识，将来能在造船厂担任较高的职务。那本传记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赞颂他如何热爱工作，勤奋刻苦，从不迟到一次。28岁就升任设计部主管，34岁当上执行总裁。他为人正直善良，深受工人尊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工人暴乱中救人出来。在一个需要英雄来定义对错的时代，我们很容易给一个人戴上一个英雄的光环，从此将他束之高阁，顶礼膜拜即可。就一个悲剧英雄而言，他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他没有缺陷。
他的曾侄子约翰·安德鲁斯说：“他才39岁，他还没来得及犯下任何错误。”但安德鲁斯真的是历史所描绘的那个人吗？在贝尔法斯特，我们到处寻找他的踪迹，找到的却只有名字。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工人们曾经捐资在他的家乡为他修建了一个纪念堂。但现在，除了名字之外，托马斯·安德鲁斯纪念堂只是一所普通小学。在市政厅前面的泰坦尼克号死难者纪念碑上，22个死难者的名字里，有他的名字。1959年，这个纪念碑因为造成许多交通事故被迁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意见。他在贝尔法斯特的故居——Windsor大街12号，如今是爱尔兰足球协会的办公室。门口一个蓝色的牌子上挂着他的名字。与海伦结婚后，他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居住了4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以后，他的妻子改嫁，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死于一场车祸。
被遗忘的大船
作为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协会的主席，约翰·安德鲁斯却拒绝谈论任何关于自己家族的话题。唯一的一次，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他说，他的家族从来不谈论泰坦尼克号，因为这是如此可怕的悲剧，总是有一种羞耻感。
这个城市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刻意遗忘泰坦尼克号——毕竟，3000人花了3年的时间建造一艘船，却在两个半小时内沉没，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现在，他们却迫不及待地要向世人宣告：贝尔法斯特才是泰坦尼克号的故乡。他们用一种轻描淡写的玩笑口吻为自己辩解：“泰坦尼克号在驶出贝尔法斯特之前是好的，可惜落到了一个疯狂的英国船长手里。”
他们的不甘寂寞很容易理解：既然南汉普顿、瑟堡、哥赫步、纽约、密苏里、利物浦，甚至新加坡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都在办泰坦尼克展，为什么不是贝尔法斯特呢？毕竟，这里才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从几年前开始，贝尔法斯特政府就计划在女王岛的废墟上修建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主题娱乐公园。今年3月31日正式开放的泰坦尼克博物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这个气派的博物馆耗资近1亿英镑，有9个展厅，配备了各种高科技的多媒体呈现技术。但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感觉，更像是看了一部电影。博物馆里有一个豪华的大厅，据说已经接到了48个婚礼的预约。可能是因为那个大厅里有一个当年泰坦尼克大旋梯的复制品，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就是穿着燕尾服从那个旋梯下来邀请罗斯跳舞的。
与100年前一样，这个城市弥漫着一种因长久的等待而鼓胀起来的亢奋情绪，但它提供的更多的是事实、虚构与隐喻混杂在一起的影像体验，而非真实的历史记忆。
“在这里，泰坦尼克号不再是历史，而是遗产。”约翰·威尔逊·福斯特教授告诉我，“遗产是所有人都同意不去置疑的东西，但历史远比这个要复杂。”约翰·福斯特是女王大学的教授，研究爱尔兰文学，也是泰坦尼克号的历史学家。他是第一个爱尔兰学者，试图将泰坦尼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情结”，置入北爱尔兰的文化背景之中。
作为北爱尔兰的首府，当年建造奥林匹克号和泰坦尼克号的时代，正是贝尔法斯特最辉煌的年代。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三个中心（与伦敦、利物浦）之一，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造船业中心、最大的烟草工业、最大的纺织工业。用威廉·佩里（当年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主席）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自我造就的城市”。
与所有自我造就的城市一样，它也混杂了血腥的暴力、冲突与阴谋。泰坦尼克号起航之前，即将出台的第三次爱尔兰自治法案正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天主教徒（民族主义派）想要独立，新教徒（统一派）希望留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之内，双方相互仇视，宗教与政治冲突不断激化。
当时贝尔法斯特东部的工业成就与统一派的政治诉求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爱德华·哈兰德，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创始人，是一个坚定的统一派。第一次爱尔兰自治法案危机时，作为贝尔法斯特的市长，他威胁要将自己的造船厂搬到格拉斯哥或利物浦。他的立场很容易理解，造船厂的煤和铁来自曼彻斯特，而英国皇家海军是他们的大客户。
1912年4月2日，泰坦尼克号从贝尔法斯特出航时，她所代表的是统一派的骄傲，也是他们留在大英帝国版图之内的决心。而这艘船的覆灭，则成了这个城市在此后近百年内命运急转直下的隐喻——第三次自治法案通过、都柏林停工、“一战”爆发、复活节起义、爱尔兰独立战争、北爱的成立、爱尔兰内战……
贝尔法斯特人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禁忌中，曾经混杂着悲伤、羞辱、负罪感，以及种种历史的伤痛。也许，今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泰坦尼克号从“一段历史”变成“一份遗产”，从而在一个世纪的暴力与纷争中得到喘息与和解。所谓遗产，无非是从死亡的荒诞中找出某种生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