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审判者”

　　蒋介石对于救国会的活动视之如寇仇，也犹如针芒在背，因之便于1936年12月下令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抗日救国七君子）逮捕入狱，关押到苏州反省院。经过百般的人身摧残和威逼、劝告与诱买等卑劣手段，全都宣告无效之后，他们竟然凶相毕露地要以“危害民国十大罪状”之名进行公审。

　　1937年6月11日，苏州高等法院在万人痛骂、一片抗议声中宣布开庭。

　　七位真理的斗士正义凛然地走到法庭上，他们虽然是站在被告席的位子上，但仍然是气宇轩昂，头颅高扬，对于座上的五个身穿黑色法衣、道貌岸然的审判官不仅毫无畏惧惶恐，忐忑不安之情，反而在心理上、道义上、爱国情操上都遥遥地高踞于他们的头上。历史定会表明：真理的审判，是高高地踞于不讲公理的法律审判之上的。

　　沈钧儒作为第一被告人，首先被提起审诉。老人坚贞不移的道德情操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处处都使答辩居于有利、有理、有节的地位，使公理在平和的、但却十分锋利的申诉中，逐条逐项地扩张开它的不可抗拒的理性阵容，给候审的狱中难友以极大的精神鼓励。

　　作为第二被告而受到审讯的，是章乃器。他的答辩无愧于首难的家长沈钧儒所给予的鼓励，同时，也启示给后继的难友，使人人都能机智敏捷地打开持理雄辩的先河，仰俯无愧于天地，声色壮举无愧于历史古今。

　　高踞于公堂之上的审判长，首先刁钻邪辟地发问说：“你是对于各党各派都主张联合的吗?”

　　他正气堂堂，同时也是不容间隙地回答说：“在这国难空前严重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法官又在暗中捉弄字眼地、于狡黠中寻找缝隙地发问说：“用什么方法去联合呢?”

　　他反客为主地，同时也是间不容发地回答说：“我认为只要中央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抗日国策，向各党各派说明，并取得他们的谅解，各党各派是一定可以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

　　法官又问：“你对于共产党的抗日有什么意见?”显而易见，他是有意要把被告人与共产党嫌疑犯挂联起来。

　　章乃器回答道：“如果共产党要求抗日，自然应当让他们一同来抗日，国人都有这个义务和权利嘛!”

　　法官觉到有隙可乘，进一步追问道：“你知道共产党抗日是另有作用吗?”

　　他坦荡地回答：“我相信大多数有良心的中国人，决不会另有作用，即使少数人另有作用，我们也不必怕。”

　　法官最后图穷匕首见地问：“你们主张抗日，不是和共产党一样吗?”

　　他不容辩驳地说：“我相信，在抗日这一点上，政府现在的主张与我们也是一样的!而且我也相信，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是主张抗日的，而且，他们也都拥有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章乃器滔滔不绝的雄辩，不仅使刁钻刻薄、不怀好意的法官没有钻到什么空子，没有为他们自竖起来的十大罪状抓到任何把柄，而且反被对方雄浑的气势和磅礴的精神给予了有力的压倒。接下来，他们又依次地审讯了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所得到是同样的反驳和回击，整个审讯过程进行了七个半小时，不管是运用什么战术，不论是心理战也好，车轮战也好，疲劳战也好，都没有让他们得到任何好处，将近一整天的审讯，没有使他们获得一点点可以给本来无罪的人定罪的证据。于是，他们决定过些日子再审。

　　6月25日再次开庭。

　　章乃器仍然是第二个被审判的，审判长劈头盖脸就向章乃器发问道：“你们主张抗日救国，这是被共产党利用，你知道吗?”

　　他是一剑就想把人打落到马下，章乃器机智敏捷立时躲过，当然这不完全是出自于他的聪敏，而更多的是胸中的浩然正气和爱国赤诚使然，所以，他马上很锐利地给反驳过去说：“我想审判长是和我一样主张抗日的吧，难道你也是被共产党所利用的吗?”一语反诘，立即诘得审判长哑口无言。因为，他万万没有胆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是不主张抗日的。

　　审判官这次对于被告，咬得最凶的是西安事变：“你们早就给张学良写信，而张、杨等在事变中发表的主张又与你们的主张完全一致，这不很明显的是你们与他们一伙，早就蓄意煽动起这场政变吗？”

　　这一招当然十分险恶，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就犯了勾结军人、危害民国之罪的第一条，应当判处死刑，至少也是无期徒刑。章乃器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当然要据理力争。他要检察官拿出所谓“勾结军人”的证据，要求审判长找张学良来当面对质，是否有过所谓的勾结与煽动行为。检察官当然拿不出证据，他又无权，就是蒋介石也不肯把张学良调过来与他们当面对质，因此只有一味地信口雌黄、无理狡辩地浑说。

　　这时全体辩护律师都站立起来，一致地提出强烈要求，要向张学良将军做调查和取证。律师们当然不会放过，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如果放过，就会弄得满盘皆输。他们提出抗议，责问检察官，请问你们那个《起诉书》上所说的“勾结”和“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既曰互相，就不是单方；既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一方，怎可定案?而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答辩得更为十分有理、有力，迫使法院不能不认真考虑被告方的意见。

　　证词有力地驳斥了检察官强加给七君子勾结军人、煽动西安事变的诬陷，张学良将军即便在软禁于楚囚之中，仍然同情和支持七君子的爱国行动，指责政府的倒行逆施，指责蒋介石对汉奸殷汝耕等施行宽容而对于爱国者沈钧儒等倒严刑迫害的荒谬绝伦，而其中更无一语谈到双方有什么“互相联络”的话，这便使检察官的强加罪状不能不成为捕风捉影，在法理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从而使得高等法院的审判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只能无限期地搁浅。这正如古人说的：“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

　　这次无罪定罪的审判，使官方大为丢丑，审判者变成为被审判者；正义的气势压倒了讹诈与奸邪，七君子英勇豪迈的形象打动了千万人的心，被允许出庭的新闻记者回去后，将法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胡愈之做了转达，胡愈之一边听一边记录，然后挥笔立就，很快就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爱国无罪记》，油印出来之后分送给各家报馆，第二天许多进步报刊都整版地登出了这篇文章。后来，生活书店的徐伯昕等人，又以《爱国无罪听审记》之名印成了小册子，在各书店的门市部里销售，人们争相购阅，街头上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给国民党当局很大的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