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8月20日，贺宜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周年了。长者逝去，渐行渐远，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给我的最初印象。

　　大约是1973年，学校为了搞课外辅导活动，去请了贺宜来讲王铁人的故事。贺宜四方脸，戴着略呈椭圆形的浅边近视眼镜，乌黑的头发，有一绺飘洒在右额上，穿着蓝卡其的中山装，人并不瘦削，端坐在讲台后用明显的松江口音，缓缓讲述他去六大油田采访到的铁人事迹，全没有那一时期的声嘶力竭，也没有那种让人眼花的激昂手势。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时在一些会议上也见到过贺宜，依旧是那身打扮，见人则微笑着，显得平易而又和善。

　　真正有机会正式拜见贺宜同志，是1981年初参加《儿童文学研究》的编辑工作之后。他是我们刊物的主编，虽在病中，还时时关心着刊物每期的内容与质量，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去美丽园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意见。在我印象中，低调为人、淡泊处世，是他最为突出的品格。

　　贺宜1915年出生于封建家庭，因为生肖属虎，而祖父、父母均属羊，被认为“克星”，从此遭受虐待，念完初中即被辍学。他独自来到上海，广泛阅读，练习写作，他最初的童话《蛟先生和他的联盟者》等篇，由周建人先生介绍，刊于1933年《儿童世界》。之后，与叶紫、陈企霞、萧军、萧红、钟望阳等青年作家相识；1934年与左翼作家李辉英共同编辑《生生月刊》，不久即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说来或许不信，像这样一位“左联”的老同志，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却是在1955年。是他中断了写作？不然。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不倦地笔耕，仅主要的童话、小说、诗歌等作品集，就有十八本之多。上海解放前夕，他受组织安排转入解放区，然后去北京出席青年代表大会，会后作为团的干部随军南下，任青年团上海市委少年部部长，越两年又调北京团中央工作。他总以为自己是国家公务人员，为孩子写作是自己的天职，并不孜孜于作家之美名。倒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挚友金近看了心急，觉得贺宜至今还在会外，实在是有悖情理，约了当年在上海《新少年报》一起战斗的袁鹰，再三动员，他才碍于老友的情面填表入会。

　　“文革”当中，上海各出版社被强制撤并为一个“大社”，到“四人帮”覆灭，1978年元旦“大社”又撤销，各社重新挂牌。人尽其材，各归所位，贺宜被任命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这一任命，在不少人眼里实可艳羡，因为儿童文学一向被视为“小儿科”，按文化部少儿司的官方统计：“1978年时，全国的儿童读物事业仍旧只剩下了所谓的‘四个二’，即：二亿小读者、二十个作家、二百个编辑、每年出二百种书。”那一时期，有人把写儿童文学作为敲门砖，稍登几篇作品，就改换门庭，写成人文学去了。贺宜从小社调到大社、从儿童文学调到成人文学，岂非登天之举？

　　然而，贺宜接到这项任命，觉得有些可笑：自己几十年来主要从事儿童文学方面工作，现在落实政策、弥补损失，也不能为了攀援高位而丢了自己心爱的事业，难道甘心半闭了眼睛去尸位素餐？于是他向上级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他的诚恳感动了决策者，终于回到少儿社主编《儿童文学研究》。

　　我到“儿研”工作时，贺宜已在家中养病，但还不停地写作随笔和童话，每当随笔写有四五篇时，就存放在我这儿，每期刊发一些。有一回，浙江有位作者写了一篇评他作品的论文，径直寄给了他，他随即转寄给我，并附刊一笺：“我以为这类作品不宜在‘儿研’发表，以免给读者造成为‘主编’吹嘘的印象。还是退还作者，请他另寄别处为妥。”正是在他的这种嘱咐下，我虽不时收到评贺宜作品的论文，有的文章写得确是很好，他也只好割爱，婉言退给作者了。只是在1983年后，因为原先计划好给几位老作家各发一组评论文章，经过多次恳谈，他才同意列入其中，但次序上一定不准排在前边。

　　1983年是贺宜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上海作协暨沪上有关单位于9月17日下午举行了一个纪念会，贺宜从华东医院由夫人推了轮椅来到会场，向大家深致谢意；他去世后，直到2007年他逝世二十周年时上海作协暨少儿社在作协大厅举行了“著名作家贺宜、包蕾纪念座谈会”，此外就没有举行别的形式纪念。他的家属继承了贺宜的品德，崇尚淡泊低调，从不张扬生事、自吹雷人。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优秀作家的人品和作品，人们是不会轻易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