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张瑞芳大姐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

　　我每天心事重重，往日温馨的“十八相送”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道临十分敏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一天，我们一路默默走着，道临抬头看看天，轻叹道：“这么晚了，你看别人家都休息了，我们还在这里走来走去，难道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吗？”我明白他的意思，却什么也不能承诺。回到家里，我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约道临出来，他有些惊讶，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他。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想好的话，竟然一句也说不出口。一路把他送到密丹公寓门口，看着他进门后，我心乱如麻，也不想回家，脚步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深夜的街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出来看看。”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长路，最后还是他送我回到了“枕流”。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她们热心地招呼我搭车，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不，你们坐吧。”循声望去，只见他快步走过的身影一闪而过。车子启动时，秦怡嘀咕了一句：“这个孙道临，为啥有车不坐偏要走路，真怪！”只有我明白其中的缘故，刚才开会时没有见到他，看来他是在刻意躲我，想到这点，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十分忙碌，先是随团在广东深圳巡回演出，年底赴香港演出，表面上看来，生活一切如常，但我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随着时间流逝，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明确。每次想起那个夜晚，那个流泪的身影，都会觉得心如刀绞。平时只要脑子一有空，就会忍不住去想，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是否还那么伤心？会不会影响身体？过去演戏时，我总是试图反复揣摩人物在恋爱中的情感，如何才能感觉到爱上了那个男主角，等到真正经历过这一切才知道，当你会为了一个人心痛时，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回到上海后，我决定到“密丹”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见了我很高兴，说道临有事出去，很快就回来。我急忙问他最近好不好，老人忧虑地说：“别的倒是没什么，就是跑进跑出，整天一句话也没有。”听见他身体无碍，我稍稍放下了心。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我去给你买蛋糕……”没等我开口，他已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他觉得重要的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从此，我们又恢复了交往。1961年新春佳节，我得了感冒休息在家，道临一有空便来陪我。夜晚我们重新在一起散步，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烟花爆竹的味道，他突然感叹：“一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里走来走去……”当时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已经是美好的。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那年，他已经四十岁，我三十五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趁到北京的机会，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秋天，我随剧团出访朝鲜回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问了我和道临的事。邓大姐听完后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事后还想方设法找过组织。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