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防艾形势严峻

　　近年，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新发感染的主要途径，“上世纪90年代，性途径传播只占10%至20%，而当前已达80%。”蔡泳认为，这个数据已经接近“国际水平”。有关调查显示，我国校内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约为5%至10%，而校外青少年群体的婚前性行为比例已超过20%。“校外青少年人群散落，这一群体的防艾教育是个社会问题，应该通过国家政策、媒体宣传、公益组织干预、社区联动等方式进行。校内青少年则可利用学校资源进行宣传，这方面我们已做了不少工作”，蔡泳说。

　　上世纪90年代，青少年防艾教育走入上海的大学校园。2002年，一些中学也加入了探索青少年防艾教育的行列。2004年，蔡泳参与创建的上海市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培训中心得到了市教委的批复，开始协助承担教育系统防治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师资培训。

　　同伴教育不“唐突”

　　青少年艾滋病的传播风险与性开放、不安全性行为密切相关，但性教育至今也没摸索出巧妙的方法来掀起“朦胧纱”。不过，同伴教育以同龄人的亲近感和生动有趣的游戏互动方式，从性教育的“敏感地带”中走出一条不唐突的路。1998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大学生们组建了艾滋病同伴教育协会，在大学、中学和社区进行艾滋病同伴教育、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

　　对中学生，社团设计简单有趣的心理游戏让他们正视男女生间的微妙关系。“我们让男女生面对面站立，然后一步步缩小彼此间的距离，从5米到3米到1米，每跨一步就有不同感受。”社团成员小王同学说，“游戏让大家体会什么是异性间的‘安全距离’。”而对于大学生，这项教育就“直白”些。社团举办“假面舞会”吸引近百名大学生参与，希望以此警醒大学生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因为，你并不知道所面对的这个面具后面到底是什么人。”小王解释。

　　需要更多资源支持

　　青少年防治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开展了多年，但仍没有形成体系。蔡泳认为，这是因为中学对艾滋病预防的重视程度仍不够，学校间差异很大；同时，中国性教育尚未探索出合适的教育方式；对于防艾教育最有效的同伴教育，需要更多资源支持。

　　“在艾滋病预防领域，境外许多国家、地区大量依托公益机构等开展工作，目前我国的公益组织的发展还受到一些制约”，蔡泳说，“另一方面，对防艾志愿者有很高的要求，同伴教育的志愿者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要掌握一定医学知识，还必须有心理学、社会学的基础、演讲技巧等等，培训成本很高。”而大学生社团则以医科生为主，课业压力比较大，高年级还要到医院临床学习，所以社团成员流动性很大。目前，该社团已开展的一些工作多数为科研或计生委、教委的部分项目经费为支持，项目结束后，社团活动就难以维持了。

　　对此，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让更多学校和社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让更多社会组织得到资源的支持，让青少年无需承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本报记者  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