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锁眼里偷窥贵族的生活

　　朱利安·费罗斯（Julian Fellowes）年过花甲，终于戴上了贵族的头衔。他是英国著名编剧、影视制作人、作家，作品颇丰，为电影《高斯福德庄园》写过剧本并获得2002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由他创作、编剧、担任联合制片人的肥皂剧《唐顿庄园》第三季在英国刚刚播完，正在美国热播。《唐顿庄园》在2010年秋天首播，很快红透全球，转播权卖到了100多个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创下收视纪录，收视率超过热门剧《广告狂人》。这部剧的第一、二季剧集拿下了艾美奖、金球奖的数个重要奖项，被称为英国电视史上最成功的时代剧。

　　费罗斯的创作都以贵族生活为主题，《唐顿庄园》虚构了生活在英格兰乡间的世袭贵族格兰瑟姆伯爵家族，还有一群伺候他们的仆人。整部剧的故事开始于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家族继承人（是表亲，不是伯爵的三个女儿）死于海难，引起家庭内部关系失衡。第一季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后结束，第二季时间段跨越整个“一战”，第三季则进入了咆哮的20年代。第一季引起了全体英国人的集体怀旧，突然之间，律师、失意的艺术家、全职妈妈、自由主义分子都发现自己与《唐顿庄园》产生了共鸣，连威廉王子夫妇都是热心观众。这部剧带动影视业拍摄上流社会题材的风潮，代表性的作品是BBC翻拍的上世纪70年代经典电视剧《楼上楼下》和电影《故园风雨后》。 

　　费罗斯在电视剧里演过伯爵，2011年1月他被加封为终身贵族，封号为“西斯塔福费罗斯男爵”（Baron Fellowes of West Stafford），顺理成章地进入别称“贵族院”的上议院，成为保守党上院议员。2011年圣诞节，特别版《唐顿庄园》收视率击败肥皂剧常青树《东区人》。“推特”一代居然对刻画陈腐的阶级体系的电视剧充满浓厚兴趣，为什么？电视剧和观众、评论界的蜜月期结束，《唐顿庄园》开始饱受争议。 

　　争议和批评的焦点在于，这部电视剧过度美化了贵族和阶级秩序。格兰瑟姆一家多愁善感，男主人会严厉责备出身中产阶级的马修不应使唤仆人服侍他穿衣。阶级体系让庄园里下层的仆人们受益，厨娘患了眼病，主人送她去医治，并承诺为她养老；有酒精依赖症的管家酗酒，也得到宽恕；在家长制的管理下，仆人们安于其位，都很幸福。种种玫瑰色的情节唤起了人们的怀旧和乡愁，但令人生疑。观众迷恋楼上阶级的华服、书房，无需感受漂亮长裙里紧身胸衣压迫造成的痛苦；感慨富有人家的美德，完全忽略了那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绝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中缺少卫生设施，远谈不上舒适。 

　　一年前去世的英国口述历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1931～2012）出生、成长在一座大庄园里，家里仆从成行。他采访了8位把他带大、多年服务于他的仆人，并和心理学家分析他们的口述，写成著作《追寻过往》（In Search of a Past）。弗雷泽书中涉及的年代在“二战”之前，恰好与《唐顿庄园》的时代背景相吻合。他的著作揭示了一个现实：仆人就是家庭的附属品，价值等同于一件时兴的家具。雇仆人远不只涉及家庭财政，甚而是阶级体系的表现，而主仆关系又主宰了仆人们的生活，这就给主仆之间埋下了情感雷区，双方内心都充满了不满、愤怒、负疚的情绪，以及勉勉强强的责任感与义务。大宅子里楼上楼下两个群体的关系变得扭曲，每个人都被自己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困扰。 

　　《唐顿庄园》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是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鲍威尔（Margaret Powell，1907～1984）的回忆录《楼梯之下》（Below Stairs）。这本书记录了鲍威尔少女时代做女佣的经历，直接启发BBC拍出经典电视剧《楼上楼下》。从鲍威尔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主人不认为“仆人是有情感、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是财产”。主仆之间过于密切无间的关系给佣人造成了紧张感和挫败感，并非仅靠提高工资和社会地位就能减轻。女仆给女主人的床上放热水袋，要准确地放在距床尾18英寸的地方；富有的那一方，仍旧愤恨不满，20世纪初有钱人最常抱怨“找不到正派的仆人，仆人们越来越叛逆，动不动就要挟辞职以达到涨薪的目的”。以至于短篇小说作家Saki写的一句话“那是个好厨子，像其他厨子一样；并且像其他厨子一样，她也走了”都成了名言。作家伍尔夫也对仆人头痛不已，感叹实在和他们无法相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自己做家务，倒也做得不亦乐乎。 

　　反讽的是，1969年BBC拍《楼上楼下》时两位主创的灵感是，她们认为那个时代的影视剧粉饰了劳动阶层。楼下的人都痛苦、扭曲、吃苦耐劳、手上长满老茧，楼上的人都暴力、虚伪、邪恶、恐怖？这是陈词滥调。费罗斯也认可这个观点：“我们并没有对仆人们屈尊俯就，以恩人自居。我们没有丑化他们。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家族是贵族就说他们自私、虚伪等等。” 

　　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批评英国电视业沉迷于拍年代剧，擅长搞文化恋尸癖，往往戳中观众泪点，诱发怀旧病。当代观众不但已经分得清伯爵和公爵的区别，还为之欢喜为之愁，旧时仆人从锁眼里偷窥主人的生活，《唐顿庄园》将这个行为浪漫美好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吉尔（A.A.Gill）也说，《唐顿庄园》不过是让“国民托管组织（英国保护名胜古迹的组织）感伤，华丽的服装迫使观众产生卑微、窘迫，让我相信我生活的国家是假造的”。这样的电视剧在充斥着自由主义分子的传媒和艺术界引起了反感、不安：难道这100年来，英国人未从阶级偏见造成的不平等中吸取教训吗？ 

　　沙玛讽刺《唐顿庄园》将“势利盛在一个镀银的汤盆”里端了上来，奴才相十足。小报添油加醋，说费罗斯是“英国最势利的人”。费罗斯的“势利”有据可查。《旁观者》杂志的社交专栏作者Taki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一个宴会小插曲。某个宴会上，坐她旁边的绅士说：“我妻子是肯特公爵迈克尔王妃的侍女？”如此开场白，两边的人立刻知道了：哦，你一定是朱利安·费罗斯！Taki写道：“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为了不显得粗鲁，我没吭气。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在吹嘘还是在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