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告诉记者，实际上，饮用水的流域跨界污染不仅仅是上海面临的问题，而是一个面上的问题，“上下游间的监管容易出现盲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只是对于地处偏下游地区的上海来说，面临的威胁可能更多。

　　“上游随时随地有污染的风险产生，监管盲区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大。”而体现在此次黄浦江上游河道死猪漂浮一事上，则是让郑正无法理解的溯源问题，“现在大部分养猪户都会有耳标等标记。现在已经打捞上来近3000头死猪，肯定不是偶发的现象，为什么这么大的量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凤亭表示，出现近3000头死猪“不正常”，但“并不意外”，“按照现在的监管模式，上游无需对下游的水源地保护负责。”即便上海市本身对水源地的保护有地方性立法加以明确，但对于上游水域却无力监管，“既没有执法依据，也没有处罚标准。”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上游向下游排污可以“不负责任”。

　　记者查阅《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后发现，事实上，按照本市地方条例规定，上海应该建立与太湖流域、长江流域有关省市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协调合作机制、协调做好本市饮用水水源的污染防治工作。但郑正直言，现实是，这种联动机制往往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就变得“不灵光了。”

　　李凤亭则指出，水源地保护不能单靠下游地区一己之力，“上海的地方立法只能监管本地，不可能对上游其他地区进行监管。”也因此，他呼吁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水源地保护立法，“明确各地方政府在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工作中的责任，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和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应急预警机制。上下游要承担相同的监管责任和义务。”

　　在郑正看来，目前当务之急首先是迅速溯源，“找出死猪到底是怎么来的、发生了什么问题”；随后加强卫生检疫，“检查打捞上来的死猪有没有大规模传染病”；随后才是进一步完善水源地保护机制，“上海今后依然面对着上游水污染的威胁，希望职能部门至少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完善应对机制、责任机制，每发生一次，就改进一些。”   

　　（新民网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