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洛夫是克格勃成员，毛主席从不吃他开的药

　　“阿洛夫是不能和你父亲马海德、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白求恩、柯棣华、傅莱他们相提并论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给中国共产党人无私的援助，为中国革命服务，而阿洛夫他们是苏共派到延安的克格勃，搞中共情报的人。这些克格勃们敌视毛泽东思想，诬蔑中国共产党，他们也诬蔑你父亲，收集你父亲的情报。”讲这段话的人是当时在延安俄语学校学习的何阿姨。解放后她曾到苏联进修，后来是外交部的资深外交官。她借给我一本《延安日记》，此书1973年在苏联出版，美国人把它翻译成英文，1980年国内根据英文版翻译成中文。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曾在延安。他以日记的形式，以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这个时期的中共中央、毛主席、八路军领导以及前方战士、边区百姓等方方面面，也论述了中共整风、中共七大，以及美军在延安观察组的情况。作者的中文名字叫孙平，他的实际身份是苏共的克格勃，专门收集中共情报。此人站在王明一边，反对中共中央政策，歪曲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进行人身攻击。孙平在日记里，将在延安帮助中共抗战的外国医生都视为是在收集情报，而实际情况是，在他到延安之前，苏共的情报站就已开始收集我父亲和洋医生们的情报了。

　　据《延安日记》记述，1942年5月11日，阿洛夫和孙平同机飞抵延安。他俩是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观察员、情报员，实属苏共克格勃组织，对外则是属于塔斯社驻延安的记者站。孙平身份是战地记者，阿洛夫是战地外科医生。阿洛夫参与了帮助王明的活动，背着中共中央用他们的电台偷偷向苏共告中共和毛主席的状，王明还诬蔑中央派给的医生下毒陷害他，阿洛夫帮助王明作了伪证。

　　在《延安日记》中，至少有17天的日记提到了我的父母。没说什么好话，全是猜想和诬蔑。在延安的其他外国医生，也同样被描述成间谍特务、外国的情报人员……根据部分内容可以看出，有的是阿洛夫提供的。

　　斯大林曾指示苏共，有关中共、中国的事由他一人管，这样就不会乱。所以，当年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一定有来自延安情报站的这些“上至毛泽东下至马海德医生的材料”。当时中共和苏共之间关系是比较微妙的。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没有给过中共军队一枪一弹的支援。二战中，在陪都重庆的中共高级特工阎宝航获得了希特勒要打苏联的情报，中共通过克格勃在延安的电台将这一情报报给了斯大林。但苏在德情报人员坚信，如果德军大量收购防寒羊皮，还大量生产和装备用于装甲车、坦克车、汽车的齿轮箱防寒机油，那才是要进攻苏联的信号。所以没有理会中共的提醒，这使苏卫国战争一开始就大败。斯大林还要求八路军将仅有的三个师不足十万的全部兵力攻打满洲几十万装备精锐的日本关东军，由此来减轻东北中苏边境苏军的压力。这种用鸡蛋去碰石头的事，毛主席当然不会去干。

　　1958年，《延安日记》作者去世。1973年，《延安日记》在苏联出版。当时正值中共“反修”期间。根据书中的内容可以推测，该书在出版前曾被篡改过。如1942年7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马海德的家就在延安，他妻子是个中国人，叫苏菲，一个儿子叫幼马。”事实上我是1943年11月才出生，1942年的日记中怎么会出现我呢？而作者本人是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书里还把毛主席说成是“酒鬼”，这也和事实不符。我父母经常和毛主席吃饭，或参加他的招待宴请聚会，据我母亲讲，“主席不喜欢喝酒，但特别喜欢喝茶，一大搪瓷缸子里半缸子茶叶，喝完茶后用两根手指把茶叶全夹出来吃了。这让我吃惊。再有烟吸得可不得了”。

　　我听母亲说，毛主席小时候的同学、多年在苏联的诗人肖三曾带她去延安山沟里的苏联塔斯社玩，那里住有几个苏联人。从窑洞小玻璃窗里可以看到里边放着一大排电台。这些人生活在半封闭的环境，很少理会中国人，架子很大，这和后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很不一样。我母亲还说，毛主席和江青也常请阿洛夫来谈天、吃饭、看病，但从不吃阿洛夫开的苏联药，只吃中央保健组的药。“这些药绝大部分是由你父亲从宋庆龄那里要来的外国高级药，因为你父亲当时还有着‘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这个头衔。解放前宋庆龄为边区送来了大量的医药器材和食品。”

　　主席说，“我不喜欢苏联医生，我喜欢美国医生马海德”

　　我在整理宋庆龄给我的英文信时，发现了我父亲在1948年11月为祝贺我5岁生日写的信。因为信封上父亲和宋庆龄的中文笔迹几乎一样，所以被混放在了一起。这是我两年前才发现的，信是用英文写的，翻译后的内容是这样的：幼马挚亲吾儿：值此你五周岁生日之际，你母亲和我向你表达最深沉的父母之爱，祝愿你健康长寿，成为有用之人。所谓有用之人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热爱人类，痛恨压迫与剥削，热爱真理与自由，换言之，一生做个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知道你年纪太小，对此尚难以理解。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肯定你一定会很快理解。那是我们心中最迫切的愿望，正如你最贴近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你希望举行生日聚会。在你过生日的时候，不能和你在一起，我们感到非常难过。我们相信爱你的安德柳沙会帮助你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日，请代我们感谢他，并祝愿他诸事顺遂。我们爱你，想你，拥抱你。我们不久就会重逢。  你的父母  马苏 1948年11月16日

　　父亲已经过世20多年了，母亲说她已不记得这封信了，那时她随打阎锡山的部队去了太原，父亲也出差在外，我被寄托在西柏坡阿洛夫那里。此时的阿洛夫已不再是延安时的医生，而是斯大林和毛主席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战争年代，父母把我交给他是最安全的了。恰逢我5岁生日，他给我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生日。看到60多年前父亲给我的充满深切的爱与教诲的信，我感慨万分，但又有些汗颜。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了当年父母的期望。我想有些我做到了，有些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好。我的小孙子刚好5岁，我把他叫到身边，把他太爷爷的传世“家训”讲给他听。没讲几句，他就对我说“爷爷，让我玩去吧”，转身跑掉了。

　　母亲跟我讲过，阿洛夫不懂英文。父亲与阿洛夫之间交谈，都是用带些陕北味的中国话。既然阿洛夫不懂英文，为什么父亲要用英文写这封信呢？当时的中共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已不是毛主席当年“想去和罗斯福总统谈谈”的美国，而美军也不是抗战时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友军”，而是“美蒋反动派”了，此时的中共更希望得到的是苏联人的帮助。而我的父亲马海德不管怎么说是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象，阿洛夫拿到此英文信后，一定会去找中央外事组的黄华、凌青、章文晋这些懂英文的同志翻译成中文，还可能找阿洛夫的同事、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再翻译成俄文，最后才能用他的中文念给我听。所以，我现在想来，这封信不仅包含了他对我将来如何做人的教诲和期望，也是想通过这封信向中央驻地的所有人表明，他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者，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他有着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的决心。

　　毛主席晚年曾对保健医生李医生说：“我不喜欢苏联医生，我喜欢美国医生马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