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89年至1993年那段时间的秋天，每逢我去农贸市场，总是聚精会神地搜寻一种蔬菜。只要我发现那个摊位上有它那扁扁的凹凸不平的身影，无论绿、无论紫我准会驻足。不问价格只需鲜嫩，我便喜上眉梢，挑上半斤左右。卖菜的见我买得少，总是有点泄气，时常一边夸赞自己货色的水灵，一边使劲儿往秤里添加。我呢，却总是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只买那么一点儿！因为父亲孙犁的菜碟儿都不大，而且买多了准会挨说。

　　这种菜，便是北方很普通的甚至院落屋边都栽种收获的扁豆角。

　　玉珍姨给父亲做扁豆角不外是用油盐爆炒，然后焖得很烂。以前沾上一些咸面糊炸成“扁豆角”，他也很爱吃。

　　早先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爱吃扁豆角，只以为他一定是在河北老家时吃惯了，就像他一直爱吃蒸窝瓜、山芋棒子面粥、小米粥、蔓菁粥一样。我们老家沙土地多，出产这些东西。

　　有一天我去父亲那儿，父亲踱着步慢慢地走到窗前写字台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早已装好的牛皮纸信封给我，和蔼地说：“小玲，有工夫抄一抄。”我出门的时候他怕耽误我自己的事情，又嘱咐：“不着急。”那时，父亲经常伏案写作，报纸上登的稿件也很多，他有点忙不过来，体力透支，这才让我帮一点忙。

　　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把稿子抽出来，除了这篇名叫《秋凉偶记》的稿子，还有三五张报社专用稿纸，纸很厚不爱洇，那是供我抄稿用的，每次给得都恰到好处，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富余。《秋凉偶记》共三则，其中一则就是《扁豆》。

　　父亲在这篇小文中用自然简洁的文字记叙了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质朴坚强与他身边的岩石一般无二的游击队员。多少年过去了，经过多少炎凉悲欢际遇，尝过多少酸甜苦辣的滋味，他更加珍惜那一种战火中的友情、那一段生死相依的经历。

　　那是1939年秋，“七七”事变后，那年他刚刚二十六岁，参加革命工作不久。那时，从冀中平原调到了阜平山区，分配在新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在阜平，父亲难忘的有一座神仙山。在阜平打游击，他就曾住在神仙山顶上。神仙山也叫大黑山，是阜平最高最险的山峰。这座山又高又陡全是大块大块像一间房子那么大的黑色的岩石，横一块竖一块几乎没有路，只有牧羊人能上去。山顶的背面却有一户人家，他家依山盖成，门前一小片土地种了烟草还种了扁豆。

　　这就是那位游击队员之家。

　　这位壮汉非常能干，他种的扁豆颇有点“巨无霸”的丰采，肥大出奇，炒时用自制的羊油加上红辣椒，红绿相间，鲜香可口。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在那穷山恶水之间，每天奔波劳顿、饥肠辘辘、日落下山回来的父亲能坐在烧热的炕头上就着刚出锅的热饼子吃上又香又辣的炒扁豆真让他增神添力、信心倍增。要知道当时阜平山地条件十分艰苦，有一段时间他们吃黑豆，吃树叶渍的酸菜，穿不上棉衣，令家乡的爷爷、奶奶、母亲担心焦急，早晚挂牵。扁豆的香味胜过珍馐美味。神仙山的扁豆角，就像那簇曾在行军途中救过他的命的酸枣树一样令他充满了感念与礼赞之情，就像“两界峰的柿子，插箭岭的风雪，洪子店的豆腐，雁门关外的辣椒杂面”一样使他留恋，难以忘怀。就像年三十晚上，房东大爷递给他的盛着热馍与豆腐的黑陶碗、荆条筷，使他对山地人民的支援与馈送充满了无限感动。

　　他难忘这位“生死与共以诚相见”的战友，难忘这位“不问过去不计将来”、“不问乡里不记姓名”然而白发之时仍怀念不忘的伙伴。

　　“战士也就是人民，人民参加着保卫家乡的战斗”（《一九四O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父亲忘不了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晋察冀边区人民用自己的爱国之情，用自己浑身的力量，在历史上涂上的最触目的几笔，所以在他耄耋之年仍满怀激情加以记叙，收录在他晚年拼力而作的《曲终集》之中。

　　自我知道了扁豆角的故事后，我便对这种菜蔬格外留意、格外垂青。我希望这碟不起眼的小菜能经常出现在他的饭桌上。我愿意看到他见到这碟小菜时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略带忧郁的笑容。像阳光一样，那笑容温暖了我的心。我知道峥嵘岁月一切美好的人和事都值得他依恋与珍爱，都会出现在他的写尽人间真情的生花之笔下，汇成动人的文字，感人的篇章。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之久，但他喜爱扁豆菜的模样依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以至于现在，虽然我已不再购买这种蔬菜，但是每当见到它，依然吸引着我的目光，拨动着我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