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闲居无事，常听长沙老家的长辈或表哥说起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的故事。他们操长沙话念陈先生名讳的后一字，或者念成quo（入声），或者念成Ko（入声）。1990年暮春时节，在广州见到陈美延女士，她说，她父亲和家中诸长辈平时说的是长沙话。她想，父亲和杨伯伯（指我祖父杨树达先生）关系好，乡音可能是原因之一。后来听说，陈先生名讳的后一字念què，辞典、韵书中都未收这一读音；也即只标注Kè的读音。查了一下，果然。于是就想，这是否长沙方言转换为普通话的结果呢？

　　长沙话“恪”念成Ko（入声）；而“确实”的“确”有白读、文读两个音。白读也是Ko（入声），和“扩”相同；文读却念成quo（入声），和“雀”相同。“恪”口语中几乎不出现，“确”“雀”却经常说。很可能是，因为“恪”“确”都念成Ko（入声），而“确”又念成quo（入声），因此将不常出现的“恪”也类推念成quo（入声）了。quo（入声）这个音转换成普通话，就成了què，确、雀、却等字都是如此。

　　旧时长沙有身份的人说话，喜欢用文读而不大用白读，特别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吃”平时读作qia，和“恰”相同；我大伯母给我点心吃，就爱说：“彬彬，给你点心qi！”又和“七”相同了。

　　类推，包括开始被认为是错误的类推，是语言变化的动因之一。它表现为强势的语言现象推动弱势的语言现象向强势转化。比如，以前英语中不规则变化的动词远比现在要多，在英语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很多母语为非英语的人们“错误地”将不规则变化的动词按规则动词那样变化了，因为规则变化毕竟是较为强势的。开始，这些人说的英语被认为不标准，久而久之，却推动了英语的变化。这种类推，生活中比比皆是。北大有位湖北籍的教授，他问别人，你孩子多大了？经常说成你鞋子多大了。因为湖北话把“鞋子”说成háizi，既然“鞋子”普通话应该说成xiézi，那么湖北话与“鞋子”同音的“孩子”，理所当然也该读成xiézi了。我住武汉大学北三区的时候，有次遇见别人用“普通话”问路：“老师，五大三粗怎么走？”我一下懵了。他紧接着问：“北三粗怎么走？”我算明白了，他是问“武大三区怎么走”。原来，“处理”的“处”，武汉话读作qù；那么，武汉话读qū的“区”，普通话一定读chū或cū了（武汉话不分平卷舌）。常听人说“请吃苹果（gě）”“冬天里的一把火（hě）”，都是这种类推的结果。

　　因为“恪”长沙话口语中几乎不出现，是相对弱势的；“确”却经常说，是相对强势的。既然长沙话读成Ko、读成quo的“确”，普通话读成què，那么将长沙话也读成Ko的“恪”转化为国语的què这一读音，不也顺理成章吗？

　　笔者产生这一想法有十几年了，一直未能摇笔成文。昨天与我师弟北大孙玉文教授闲聊说起，他是鼎鼎有名的音韵学家，赞同我的说法，拙文于是就出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