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2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标题：“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事搜查并无所获。”傅筱庵时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在警戒森严的家里，他被军统收买的仆人朱开用一把菜刀，结束了他的汉奸生涯。其实早在五年之前，即1935年白银风潮前后，傅筱庵的结局似已注定。

　　傅筱庵是上海工商界的元老，可惜他不太识时务。蒋介石率军北伐时，为寻求军饷，暗地里与傅联络，要他接济资金，竟被他一口回绝。相反，傅筱庵却继续支持当时掌管上海的孙传芳对抗北伐军。因此1927年蒋介石率军北伐到上海后，即下令通缉傅筱庵。傅连夜逃至日本势力庇护下的大连。 

　　大连毕竟不是久留之地。风头过后，傅筱庵托人疏通蒋介石的关节，撤销通缉令。尽管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已被他人占据，返沪后的傅筱庵仍继续担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等职，但在社会上的地位，大不如前，政治上更被边缘化。事情如果到此结束，或许还不算坏，至少能相安无事。再次动了傅筱庵“奶酪”的是白银风潮，蒋介石借机敲打，将他从通商银行总经理的位置上赶了下去。有时就是如此，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经济因素。

　　上海金融界在与国民党政府协力应对白银风潮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或与政府的关系更密切，或被边缘化，甚而被政府借机整肃，傅筱庵即是后者。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通商银行的境遇每况愈下，撇开政治因素不论，经营方面也遭遇麻烦。坏账比重大一直是通商银行的致命弱点。待白银风潮起来，又有一批通商银行的放款大户相继宣告破产，通商银行遭到重大打击，发生挤兑风波。位于福州路、江西路口的通商银行大厦，刚刚开建，因为耗资巨大，这时显得骑虎难下，通商银行的资金链出现问题。

　　傅筱庵步步退让，国民党政府乘虚而入，接管和改组了这家原先资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商业银行，改组为政府控制下的“官商合办银行”，不仅使其成为政府金融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借机清除了异己。不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杜月笙取代傅筱庵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

　　银行家向以见识高远著称，总能紧随时代的潮流前行，风暴过去，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如吴鼎昌、钱新之、陈光甫、李铭、贝淞荪、叶琢堂、胡孟嘉、胡笔江、徐新六等，在上海金融界中掌握了充分的话语权，而他们所掌握的银行也平稳度过了此次金融风潮。相反，不善政治经营，缺乏各种背景的银行家，或辞职、或退居二线，或被蒋介石“另有任用”。而傅筱庵不仅失去了政治地位，而且连银行这只金饭碗也没保住，这才是他最心生恨意之事。

　　傅筱庵离开上海后，再次避居大连。他的名字就很少出现在报纸上了。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华界，不甘寂寞的傅筱庵在日军拉拢下重回上海，于1938年就任“市长”，自以为可以一展宏图。傅筱庵仍念念不忘他的银行，在他罗列的八条施政纲要中，第七条即为“设立银行”……比较其他金融巨子，傅筱庵显然是不识时务、固执己见的“俊杰”，一错再错，最终引来杀身大祸，完全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