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古人的智慧一向佩服，常怀有万分的敬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想想也不会是闹着玩的，诸如诗书礼易，孔孟老庄，个中深意，即便皓首也未必穷经。难怪论语有言：述而不作。可见像孔子这样的大哲，对前人的学说尚如此谨慎虚心，那么凡夫如我辈，岂敢贸然发挥乎？

　　然而，无知无畏者总归大有所在。

　　前不久，读到一篇小文谈“古人搞错两个字”，说是很久以前在一堂课上，老师讲了“射”与“短”两个字：“身”子仅“寸”长，释义该为“短”；而以“矢”对着“豆”，分明应是“射”。可见古人一粗心，将两个字的意思就互为颠倒了。同学们听了课后都很兴奋，仿佛终于捉住了古人的错。文章的作者似乎也深为得益，虽“半个多世纪过去”仍记忆如昨。

　　读文至此我哑然失笑，老师信口扯一句，学生牢记半辈子，看来胡适先生所谓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之说，真是很有必要。其实所谓“射”“短”之错，是一则很老套的说法，时有道听途说者提起，类似的还有说“重”和“出”、“鱼”和“牛”等字义弄反的，其实这都是不通文字衍变而望文生义所致。不过以往仅限于茶饭上的闲聊和卖弄，倒也罢了，如今若是在课堂上误人子弟，或是于报刊上像煞介事地以讹传讹，就非常有更正之必要了。

　　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史学大师陈寅恪常说，“读书须先识字”，这“识字”，并非指简单的认字，而是要了解文字的源流。譬如这“射”字，只要见过它的大篆体（ ），就一眼可知乃是象形。这个“身”字，原是一把弓弩，而“寸”则是手，表示着以手弯弓搭箭作射状，和所谓的“寸身”还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后来是小篆才将这把弓弩讹化变“身”。再说另一个“短”字，“矢”字虽为箭，但并非用来射“豆”，而是用来测量短小器物的。古时没尺，弓长矢短，便以弓来丈量长以矢来测量短，试举“疆”字为例，疆域的划分不仅将田地用横线分隔，偏旁还放一张弓来辅助测量。至于上古的“豆”字，也非今天所指的黄豆绿豆之类，“豆”字象形，盖指一种高脚的盛器。我们在博物馆常能看到不少青铜器的名称，都带有“豆”字旁，即和器皿有关。而“短”字并无“豆”义，只是借其豆声而已。

　　汉字的缔造蕴含许多有趣的故事，有的高度概括，有的极具巧思，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例举。传说仓颉见鸟兽之迹而造字，若果真，那仓老师实在是智慧的化身，即使留有缺憾，也照样无损他的伟大。说到“搞错两个字”，我倒想起宋人笔记《遁斋闲览》中另一则趣闻，说王安石因喜好研究文字，曾著有《字说》一书，故好友石甫学士某日存心考他：“鹿之行速于牛，牛之体壮于鹿，应以三鹿为犇，三牛为麤，而其字文相反，何耶？”这里提到的两个异体字今已不常用了，“犇”者同“奔”，“麤”即今天的“粗”字，石甫学士也觉得两字“弄错”。其质疑我以为貌似有理，比如灰尘的“尘”字，其繁体就是三个鹿字加一个土，形容群鹿奔逐而尘土扬起，后简化为一“鹿”一“土”（塵），可见以三鹿来释“奔”义显然比三牛更具说服力。

　　然而，饱学如王安石这样的大家，闻之却“笑而不答”。可见古人对学问之事是多么地谨慎，或许他已经被“将”了一军，但在自己尚无绝对论据之前，“笑而不答”也许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