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酷爱书法，家里书桌上除了文房清供外，堆放着的就是各种碑帖了。我对书法技艺是两眼一抹黑，我在妻子面前自嘲：“近墨者黑。”但我不时也会翻阅家中的碑帖，特别是我喜欢关注这些碑帖写些什么内容，久而久之，我对碑帖也渐生爱慕之心。尤其是古代书法家挥毫行墨，书录下他们自己创作诗词的那些碑帖，我更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奇葩。

　　书法和诗词是中国特有的二门艺术珍品。一张宣纸上，把这二门艺术珍品融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艺术最奇妙的体现。古代书法家们书篆挥隶，蛇行狂草，把浸润着自己生命感悟，沾泪沥血，心神咏叹的诗句衍化在浓墨力迹之中，这张宣纸就天赋承载了那位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而真情实感是艺术作品永恒的核心价值。我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们，是书法家诗人呢，还是诗人书法家。这是我的迷惑，因为在当代，这样的艺术家实在是凤毛麟角了。

　　宋徽宗在《诗帖》中说：“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看来这些诗词碑帖的创作者是深谙学文习艺之不易。对他们来讲，书法和诗词孰前孰后，很难分清，除了米芾在《蜀素帖》中明确讲“老来情味向诗偏”以外。书法玄通，诗心神遇。柳公权告诉唐穆宗“心正则笔正”。同样的，心真则诗真。书道和诗心都是中国人超然于天地之外，又入乎天地之内的心性情怀。书道把墨痕转化成极富诗性的生命语言，这是中国人无古无今，不执时空相的心性大自由。中国是诗的国度。任何东西都可用诗词来表述，就连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这等严肃的问题，也可以用“望风随想，景仰高山”这样的诗句来畅发。因而就不难理解，古人们为何喜欢用诗词来宣泄自己的喜怒哀乐，并用篆隶行草，枯润浓淡的书道把这份宣泄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书道的笔正也通过诗词的心真而得以彰显。“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诗词碑帖中得以完美展现。

　　一元复始，中国古人将志于道和游于艺视为一体。北宋晚期书法家薛绍彭凭记忆，将他以往写的诗词记录于《上清帖》《左绵帖》和《通泉帖》中，因为书写的目的与情景不同，三帖的书写风貌也呈现行草兼备、典雅酣畅各异的特征。如他书写：“官冷系怀非吏事，地偏相访定闲人。一马春风过微雨，竹间归路静无尘。”行气通泰，笔无滞涩，如老翁之荡桨，似锥划沙。他在写“通泉字法出官奴，日日临池恨不如。双鲤可无轻素练，数行唯作硬黄书”时则运笔中侧互用，虚实互生，如群鸿戏海，似惊沙坐飞。又比如黄庭坚，他的《自书松风阁诗》帖，蕴含着对故友的深深思念，憧憬着早日摆脱人是官非。“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他行笔提顿沉稳，凝曲瘦劲，如香象渡河，似长锥界石。

　　我最喜欢的是苏东坡的诗词书帖。他的诗词书帖是书道与诗心完美结合的典范。比如他的《书黄州寒食诗》帖。凄凉悲愤之情渗透于书法的力意气象之中，抒发于曲直收放之端。“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这四句诗他写得紧凑间密，显示萧瑟压抑的郁闷心情。破灶二字突然放大，并配以“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帋”中的“帋”字最后一笔刻意拉长，表现出情绪压抑之后愤慨的发泄。难怪黄庭坚在此帖后的跋中赞道：“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帅、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在作此赋后一年，他挥毫写下《书前赤壁赋》帖，并加以附记。此赋书法既一气呵成，又变幻莫测。时如高山坠石，时如惊蛇入草。或是昆刀切玉，劲力直透纸背；或是万岁枯藤，心身化为虚灵。观其书法，咏其诗赋，总感到子瞻心中有未吐之隐忧，未申之枉情。再读其附记，方知他因乌台诗案，心中阴郁未除。他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我看到此处，不禁掩卷长叹，感慨万千。我也学古人展笺作七律一首，诚当我观古人书道诗心的心灵回声：赋文赤壁留千载，几代枭雄何在哉。一管洞箫船客怨，三杯浊酒贬官哀。非常逝水隐人祸，多难悲风畏事灾。造物虽说无尽藏，东坡未敢忘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