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艺人黄秋生在微博上语出惊人：“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他所说的“正体字”即繁体汉字。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微博很快引爆了网上的持续论战，有“挺繁派”的网友说，“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当然，“挺简派”们也毫不示弱，“简化后护用手，爱有友，灶生火，显明明，龟有甲，笔有毛，宝有玉，众有人，网像形，灭无需水，呼吁有口，号非虎啸，体制为人也是为本，战为占有不宜单人，昼乃日出一尺高，虫不是越来越多是越少越好，而佛仍为佛，神还为神，信还为信，仁还为仁，善还为善，美还为美，福还为福，喜还为喜。”双方针锋相对，口水仗一时吵得不可开交。 

　　其实，只要细数历史，就会发现关于繁体字和简化字的纷争自20世纪以来就从未中断过。近年来，“国学热”大潮冲击又让现代人开始重新思考繁体字的价值和独特内涵。早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潘庆林就曾提议分批废除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他的理由很简单——简化汉字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当然，更多的“挺繁派”是站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立场。“挺简派”则一再强调汉字简化是历史规律，并非隔断传统；简体字的推行和普及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文盲率；更有甚者搬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本溯源，要想解开双方的死结，还是有必要从汉字改革说起。 

　　百废待兴中“钻”出简化字 

　　简体字古已有之，但仅限于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手头俗字中，从来没有获得过正统地位。简体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还是20世纪的事情。早在清末民初，面对内忧外患，以陆费逵、钱玄同为首的一批激进人士就呼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笔画的繁复程度已经阻碍了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乃“亡国灭种”的根源。“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了”。蒋介石曾是简化汉字的拥护者，他特意颁布过《第一批简体字表》，试图在全国强行推广。可这一石激起千层浪，戴季陶、何健等国民党内部元老誓死反对，甚至上演下跪请命运动，以捍卫汉字的纯洁。地方上的非议之声也不绝于耳。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作罢。就这样，汉字改革一事在民国年间仅仅昙花一现，而真正长成参天大树还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了。 

　　20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汉字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全世界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而全人类的语言文字都是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进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斯大林的话曾给中国的文字改革指定了方向。在毛泽东“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精神指引下，声势浩大的汉字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主要围绕三项工作进行：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正式成立。在《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汉字改革的方向，“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很快，文改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有资料显示，当时参与讨论的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有20万人。在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后，正式修正为《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核，并于1956年正式实施。整个方案共收录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于1956年到1958年分四批推行。1964年，在对《汉字简化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后，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收录共计2238个简化字，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 

　　汉字简化后，笔画减少，结构清晰，便于识字教学。诚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体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简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又说：“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很多文化界人士也对简体字表示热烈欢迎，冰心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说：“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謝婉瑩’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 

　　从简化字中受益最大的，应该属占当时全国80%人口的文盲。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汉字简化帮助了他们学文化，拼音也帮助他们学文化。我们的农民将要变成现代的农民……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农民的地位在中国将有很大的改变。”家住江西赣州的肖老先生曾是50年代的扫盲工作的亲历者，1957年之前大队问他指标完成情况时，他往往会弄虚作假，“简体字推出来后，扫盲效果确实不错”。 

　　仓促出台遭非议

　　伴随着简化汉字的研制与推行，反对意见从未停息过。在特定的舆论环境下，很多文化学术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批对简化字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政要，也因此被留下把柄，遭受牵连。 

　　1957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章伯钧在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中的讲话，“……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章罗联盟”的另一位代表罗隆基曾责问：“应该讨论汉字要不要简化，应怎样简化？而不是一上来就讨论具体的汉字方案，宣布毛主席支持简化字。” 

　　“文革”时自缢而死的著名学人陈梦家也曾说过：“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