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本人打来了　　

　　妈妈的办法是腾出两个大房间，办一个带伙食的公寓。七姨走后，妈妈搬到了爸爸的书房，那看得见海的两个大间布置成了卧室。这样一来，袁妈给人家做饭，刘妈打扫房间，给人家洗衣服，工资也挣出来了，房子也不用换了。记得住西边大间的两位大学生，他们有时也和大家谈笑。特别是哥哥喜欢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也喜欢和哥哥说话。住原客厅的，先是一对新婚夫妇来度蜜月的，后是贝特兰先生，一位新西兰记者，还参加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来后不久生了伤寒病，从医院回来休养。婆婆找了爸爸的一件小古董——铜制镂花柄的小铃铛放在他的床头，有事好叫刘妈。袁妈给他做西餐夹三明治，切下来的面包皮我都捡着吃了。

　　考了真光学校不久，妈妈就收到圣司提反老校长Miss Akens的信，说是为了感谢爸爸对香港的贡献，免去我的学费，直到我毕业，还让我在学校吃午饭。妈妈说，这就不用转学了，到真光去还得回来吃饭，留在圣司提反更好。英皇书院也来信，说免了哥哥的学费。还有位不相识的英国老太太，写信来要负担哥哥的零用钱。社会的关心给了妈妈挺大的安慰。

　　开学后，我和哥哥上学，妈妈上班，袁妈、刘妈忙房客、忙家务，婆婆管顶棚上的花和小狗、小猫，日子也过得平平稳稳。朋友们叹为观止，说：“哎呀，许太太真了不起！”不过，变化还是有的：汽车卖掉了，钢琴没卖，移到了饭厅，大学生房客有时候敲几下。我的钢琴课彻底免了。我和哥哥的中文补课也免了，因为妈妈回来得迟，可能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和我们淘神了。但我们下课后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前写作业，让妈妈回来时看见心情好些。妈妈的心情就是家里气氛的晴雨表，有时候她回来挺高兴，说说学校里小孩子们的事，笑得挺开心，大家也都很开心；有时候就不然，特别是有些什么事触动她想起爸爸的时候，她就会大哭一场。给爸爸的坟墓做碑的石匠每次来都会惹她伤心，我都怕那石匠来。

　　爸爸的猝死给了我挺大的精神压力，我老担心妈妈什么时候也忽然死了。有一天，她感冒发烧在家里躺着，我下课回家时，在坡上摘了一把紫色的野花，到家后轻轻把妈妈的房门开一小缝，看看她还活着才推门进去，把花放在她的床头。别人有没有精神压力我没问过，七姨来时，和尹修女两人轮番地给婆婆、袁妈、刘妈三人布道，劝得她们三人都去受了洗。现在，她们没事儿就念经、祷告，说这样爸爸就能早离炼狱升入天堂，天主还会保佑我们大小平安。

　　就这样，我们虽有压力但也平稳地过了四个月。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那是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上，我提了书篮，哥哥背了书包，一起走出家门去学校。还没出院子，就听见天上有“嘭嘭”的声音。抬头一看，有几架飞机在飞，飞机的两侧和后面不断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云在绽放，挺好看的，于是我们停步看了起来。这时，妈妈打开窗户大声喊我们：“快回来！不上学了！”我们怀着满肚子疑惑回到家里，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飞机，高射炮是英国人打的，不是演习，真的打起仗来了。

　　方才是Aunty谭打电话告诉妈妈的，妈妈还在不住地接朋友们的电话，都是报告这个消息。房客贝特兰站在窗前，朝天上和海那边的九龙眺望，不一会儿，他穿好衣服和妈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妈妈说他投军去了，还说：“看人家，国难当头，不用叫，自己就去了。”之后，妈妈也匆匆地出门去了。上午，有人送来了三麻袋粮食，放在食品间的门后面。一袋是碎白米，两袋是玉米粒。我没见过这黄黄扁扁的玉米，就抄起来像玩沙子一样，哗啦哗啦地扬撒。刘妈过来说：“这是救命的粮食，不是玩意儿。幸亏你妈妈跑得快，抢到这几包，打起仗来，没吃的怎么办！”爸爸死后，我似乎开了些窍，也不那么胡搅蛮缠地捣乱了。刘妈一说，我也就乖乖地走开。袁妈还拿些杂物盖住这些粮食，又嘱咐我不要告诉外人。不久，妈妈回来了，看见我和哥哥挺高兴的样子，叹了口气说：“当小孩子多好，什么心也不操，天大的事也不用他们愁。”我本来想，当小孩儿没一点儿自由，大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听妈妈这一叹，隐约地感觉到，打仗是件很严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