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韩妙法 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学高级教师。发表过一些论文和译著。

　　两年前，张闻天的外甥马文奇教授与世长辞，我悲痛万分。马老师是我的恩师，他对弘扬张闻天精神所做的一切，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音容笑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们有缘”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唯心的东西。可和马文奇老师的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我不得不相信世上有“缘分”两字，否则一个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怎么能和外文系的老师结成莫逆之交，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市区人，怎么能在浦东这块人杰地灵的热土上踏到诞生于二十世纪元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张闻天同志的那么多的足迹。怪不得马老师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有缘”。

　　我和马老师初识于1965年秋，我们一起在龙华镇参加四清运动，马老师是外文系俄文组的，当过苏联政治经济学专家翻译，常同经济系教师合作翻译专著，和经济系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于1982年正式调入经济系。我们工作组是师生组成的团体，相处十分和谐。

　　1968年初，毛主席作了 “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作为班委成员，我主动挑起了复课的任务，几个人一商量，决定请马老师出山教我们俄语。马老师欣然同意，自编教材，书名为《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故事集）》，这本以复旦大学外文系名义打印的在特殊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别教材，至今我还珍藏着。

　　1968年6月，我分配到南汇县瓦屑公社（今属周浦镇）当教师，和马老师的老家不远，马老师托老同学找到我，从此我们之间增加了一层同是浦东人的关系。后来我才知道，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张闻天是马老师的舅舅，张闻天的故居离我工作的地方瓦屑不远，更令我想不到的是，瓦屑竟是张闻天的祖居。1983年至1985年，我担任瓦屑公社志编写组主编，在收集资料和考证的过程中，知悉南汇县惠南镇小学是张闻天的母校，我工作的学校前面的六灶港是张闻天乘船到上海的必经之路。我们征集到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家谱即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刻印的《利造桥张氏世谱》。这部家谱在前言中道出了瓦屑这个怪地名的由来，原来此地“明季遭倭寇之乱，庐舍毁于兵火，存者惟瓦砾而已，至今名其地为瓦屑墩者，盖兴宗公旧址也。”后来经我的副主编张志明的考证，兴宗公是张闻天浦东地区的始祖。据传，张闻天的祖辈每逢清明节还要去瓦屑张家祠堂和张家墓地，凭吊祭扫自己的先祖。

　　在马老师托同学在瓦屑找到我后，鼓励我重拾俄语，手把手地教会我翻译政治经济学著作，合作翻译出版了《经济学基本知识》等译作。更使我感动的是，马老师带领我参加了研究宣传张闻天的行列，我整理过张闻天的笔记文稿，收集过张闻天的生平事迹，又在马老师的指导下，在业余时间写过运用张闻天的观点分析研究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的学术论文。1990年8月30日，《张闻天故居》正式开放时，马老师又赠给我由他舅妈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刘英亲笔签名盖章的纪念张闻天的首日封。

　　文稿一定保存好

　　1979年6月，马老师写信给我，要我到他家有要事相商，我从南汇赶到复旦教师宿舍，一进门，马老师就拿出一本杂志给我看，原来是复旦学报1979年第三期，上有《张闻天同志的政治经济观点简介》一文，文章全面而简单地介绍了张闻天的理论，大部分引用自张闻天从未发表的文稿或笔记。这篇文章在当时称其为东风第一枝当之无愧，不光意味着张闻天即将平反昭雪，而且拉开了宣传研究张闻天的帷幕。马老师正是为商讨研究张闻天的经济思想这个目的招我来的，他要求我协助他整理张闻天的书信、笔记和文稿，一起撰写文章。马老师告诉我，他拥有张闻天的文稿和笔记是因为文稿是他保存的，而可以用他的名义发表是因为这是张闻天的嘱托。

　　马老师曾两次保存张闻天的文稿。第一次颇为惊险，第二次极为悲壮。由于有点传奇色彩，第一次保存过程，后来成为电视连续剧《张闻天》中一个敲击心扉的故事情节，可马老师同我讲得十分平直。1974年8月6日，张闻天写信给马文奇，要他利用暑假到肇庆一晤，他立即动身前往，见到分别八年之久的舅舅。张闻天把这几年在肇庆写的三篇文章交给他，要他誊写，两周只抄了一半左右。由于假期即将到期，他只能要求回校继续抄写。张闻天叮嘱他不能让他们（指“四人帮”之流）发觉，因为其中有他冒着很大风险写下的如《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直接批评“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文稿。因此马老师带文稿回上海的过程有点像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转送情报那样神秘，他把文稿藏在鲜桂圆之下，躲开警卫员的视线，由张闻天亲自送到轮船码头。到了上海，马老师日夜誊写，并抄两份，分别隐藏于书和稿件中，为了证明是张闻天的文稿，他抽出原稿三处一共6页留下，夹在《毛泽东选集》等书之中，其余原稿按照张闻天的叮嘱销毁。

　　1975年8月，张闻天和刘英经批准迁居无锡，张闻天带病修改肇庆文稿。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一生忠于党的张闻天含冤逝世，“四人帮”发下了“继续保密”的指示。刘英按照张闻天生前的嘱咐，把经研所发还的文稿笔记、卡片和肇庆文稿等，共七八十万字，交给马文奇保存，马老师对刘英说，“只要我人在，文稿一定保存好！”他又开始了夜以继日抄写文稿的工作。

　　马老师誊写和保存张闻天书信、文稿、笔记和卡片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可他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卫护收藏，特别是在1976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倒施逆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如果被“四人帮”爪牙探知批判“四人帮”的文稿在马老师那里，那后果真是不可设想，首当其冲的是地毯式抄家，文稿等不管藏在哪里，都不能幸免。于是，当师母提议请马老师哥哥帮助抄写时，遭到马老师的反对，大有舍我其谁的气魄。后来，马老师总算没有被抄家，张闻天的文稿、笔记等也终于保存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马老师立即把文稿归还给了刘英。自己仅仅留下了复抄的摘录稿。

　　张闻天平反后，某报记者采访了马文奇，把藏稿的细节进行艺术加工，说把文稿包好藏在花盆泥土底下等。“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我只把文稿笔记夹在自己的稿纸或书籍中间，然后分处隐藏。”马老师对我说，后来我亲见的一件事证实了马老师这个说法。有一次，马老师在书架里找他过去的译作赠送给我，取出一本随手翻了翻，突然一页信纸飘落在地上，他捡起一看如获珍宝地叫了一声，原来是张闻天写给马文奇的信，时间约在1952年左右，当时马老师在上海外语学院读书，信的内容大致是叮嘱外甥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祖国贡献力量等语，字里行间充满了殷切期望和浓浓亲情。

　　肇庆文稿

　　张闻天在肇庆写的文章，后来统称为肇庆文稿。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张闻天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全文，在文前“编者按”中指出，此文“除了使人感到它的理论力量和教育意义以外，还使人亲切地感到一位忠贞刚毅的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凛然正气。”2天后的8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马老师从肇庆带回上海誊写的《党的斗争要正确进行》一文，此文矛头直指“四人帮”陷害、打倒革命同志的罪恶行径，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1979年9月，这两篇文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成单印本出版，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成为张闻天平反后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在2011年出版的《政坛风云》一书中对肇庆文稿的评价是“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正确的理论思想的最高水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的《张闻天图册》写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在1979年《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时，为全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中共中央批准的1995年出齐的四卷本《张闻天文集》后记中这样写道：“张闻天夫人刘英、外甥马文奇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保存张闻天的文稿作出了宝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