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文林 1960年3月提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留系任教。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出版有《郑文林学术理论文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首届“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张腾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著名教育家。上世纪50年代末，他被打成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0年代初被平反后，他没有再回校部当领导，而是要求到哲学系工作，为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这期间我和他打过一回交道，谁知以后竟引起了一场风波。
1960年年初，我和年级一些同学被通知提前毕业，分在哲学系各教研室当助教。当时哲学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就是这样，教师还是不够，于是从1960年、1961年的本系和外系毕业生中，又留了一二十人分在各教研室当助教。这些新留的助教大都是团员，于是系党总支决定成立哲学系教师团支部，并指定我当团支部书记（当时我已入党）。一次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大家都要求新任系主任张腾霄就入党、业务提高问题来给大家讲一次话。我将大家的要求去和张腾霄讲了，他很痛快地应允。他问我讲点什么？我说就两条，一是入党，二是业务如何提高。
这次讲话在1962年的秋天进行。张腾霄首先问了大家的情况和要求，之后他就说了以下这番话：
他说，大家提的问题和要求，就是一个“又红又专”问题。这个问题上有偏向，就是首先讲“红”，忽视“专”；甚至说有“红”才能“专”，这是叫你们做一个“空头政治家”。他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因此张腾霄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没有“专”就没有“红”。张腾霄这话令我当时吃了一惊，这是过去从没有听到过的。
由此张腾霄讲到了“入党”和“提高业务”的关系。他说，你们要求入党是好的，但要有所表现；怎样表现，主要就是提高业务，苦读书。业务提高了，课讲得好，能写出有见解的论文，甚至著作，你的入党问题就好解决了。你不努力提高业务，拿不出东西，整天浪费时间去读那些政治小册子，你是入不了党的。
接着，张腾霄谈到了我们这些助教的“发展前途”，他说：你们别以为在人大哲学系好混，当了几年助教就自然会升讲师，再当几年讲师就会升副教授，最后会当上教授。不会这样。做了几年助教会提个讲师，这有可能；但再往上当个副教授，就不一定了，你没有研究成果，没有著作，是当不上副教授的；至于当教授，更是难了，没有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当不了教授的。
张腾霄又进一步对我们“加码”：你们如果不努力，就是在助教的岗位上也混不下去。你们都看到了，今年（指1962年）我们在应届毕业生中留了两个人在系里当助教，而从现有助教中淘汰了两人出去；以后每年我们都会这么做，作为我们系里一项长期政策。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会有可能被淘汰出去。
张腾霄讲的这番话，对我们这些小助教震动极大，压力大极了。他的这次讲话后来传了出去，在系里青年教师中也引起了震动和压力。
以我来说，当时我已结婚，爱人哥哥在清华大学当老师，每个星期天，他总要叫我们去玩，可每次晚上回来，当我看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每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时，我就有压力和自责：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我不仅自己要努力读书提高业务，在团支部书记的工作上，我也把张腾霄的讲话作为指针，就是一切为了提高业务，给业务让路。当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助教方立天，正开始学习佛学，每周要去中国佛学院听佛经课，可有时我们要过团组织生活，他就常向我请假，我也一直准他假。还有中哲史教研室另一名助教张立文，非常用功勤奋，还常写论文向报刊投稿，可因为他刚学中哲史不久，水平不到位，因此常被退稿。他所在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为此说他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找到我，要我们教师团支部开会批评帮助他。我想，想写文章发表，提高业务，不正是张腾霄要求的吗，怎么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呢？我就压下没有开，也没有告诉张立文。以后几十年，我们这个哲学系教师团支部出了不少人才，像上面提到的方立天、张立文，还有后来的方克立、郑杭生等等，现在都成了中国哲学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我想，这和张腾霄的这次讲话精神影响不无关系。
可是不久以后，随着对“重提阶级斗争”的贯彻和发展，张腾霄这次讲话就成为问题并被当成一个“事件”来抓了。
1964年春天，哲学系新任党总支书记把我从“十八所”（1963年我被上面抽调到这里参加当时的“反修”理论工作）专门叫回学校，向我详细调查了解张腾霄这次讲话的情况，还问我有没有记录？我说有，是记在本上的，他叫我拿给他看。我找出给了他。后来听说，系里还专门为此开了批判会，张腾霄就他的这种“白专道路”作过几次检查。
以后我被调入新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大学又来人找我外调，还是张腾霄的这次讲话。我如实讲了有关过程和讲话内容。他们说，张腾霄的“问题”非常严重，他在哲学系搞“白专道路”，他的这个讲话，在全国都够得上是个“典型”。
几十年后的现在来看，张腾霄的这次讲话和他在哲学系一系列办系思想和措施，在全国是够“典型”的——不过是正面的典型。在当时那种情势下，他能说出这番话，出台这些措施，表现了他求真务实的教育思想和气魄，是非常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