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益彬表示，当前上海国企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制造业、新型服务业三个领域占比仅62%，这与“20条”中要求的80%差距较大。同时，由于体制原因，企业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企业家也缺乏合理的冒险精神；现有的国资监管体制和方式，不利于更有效地把企业推向市场，也不利于更大范围上优化配置国有资本。

　　如何破解面对的一系列困局？林益彬认为，着力点应放在制度创新上，尤其是国资监管制度的创新。他表示，市国资委将强化履行出资人责任，最大程度上减少对企业日常事务的干预，在企业的监管内容上聚焦定位、发展目标、布局结构、公司治理、考核激励等。同时，界定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形成监管体系，突出企业市场属性、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目前，上海根据资产、利润、收入在企业中的比重，将企业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

　　“当然，现实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很少有纯粹的竞争类的企业，功能类企业、公共服务类的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有不少竞争性的业务，竞争性的集团里面，也有承担政府专项任务的，到具体的工作层面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提出叫做‘进大院、入小门’，这些都在应用。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差异化管理，将来可以动态调整。”

　　林益彬表示，国企的很多问题矛盾表现在企业层面；但是它的根源不在企业本身，而在于外部的制度环境。所以，这一次“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把国资改革带动国企发展作为主线。过去一些国企改革，着力点是企业集团调整重组，企业合并“造航母”。但新一轮的改革特点，更多是在国资监管制度上去创新。  

　　林益彬称，目前国资委正在拟定的引入民资的具体举措。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包括投资入股、收购股权、融资租赁等方式，引入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者是参与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发。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市场资本基础性和公共服务领域项目，探索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建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企这一类企业和国企并购。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