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靥如花在我书架已多年，我始终不敢问：你在那边还好吗？尽管她总是笑得那么明净，那么平和。 

　　其实，我们素昧平生。“文革”过去已多年，为何总难放下？因为，我们仍然亏欠她——钢琴家顾圣婴。

　　1967年1月31日深夜，上海愚园路有一家三口：母亲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姐姐顾圣婴，开煤气自杀。

　　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统计册上的只是冷冰冰的数字，但落到个人，便生离死别。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先生，因受“潘杨案”株连，身陷囹圄22年。他刑满释放回到上海，已是家破人亡。

　　顾圣婴，1937年生于上海，3岁学习钢琴，1954年考入上海交响乐团，担任钢琴独奏演员。1957年，顾圣婴代表中国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上获得金质奖章。翌年，她参加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荣获最高奖，成为新中国最早蜚声国际乐坛的青年钢琴家，被誉为“中国钢琴诗人”。 

　　顾圣婴若在世，今年七十七岁的她理所当然应是一位在舞台上常见的风华绝代的祖母级音乐家、教育家。然而…… 

　　我不知那天是谁组织的批斗会？哪些人“疯狂辱骂她”，对她“推推搡搡、全武行”？又是谁恶狠狠地“揪她头发、抽她耳光”，“责令她跪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即便我们装聋作哑，良心也会发问：难道你我不曾有过对顾圣婴的嫉妒？没有对她爱不成转而加恨？没有突然爆发的“恶”对一个弱女子施暴的快感？没有因为“舆论一律”而导致的集体不思维，对善恶的群体麻木？ 

　　其实何止一个交响乐团，我们包括我自己又何曾对既往深刻反省？不能怪我心胸狭隘，对几十年前的事仍耿耿于怀。因为那场寒冬里的批斗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惨烈，至今没有落下一个能向顾圣婴在天之灵交代的确凿答案。我们亏欠她的首先在于此。 

　　其次，我并不因为自己不在现场而坦然。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可以想见当年喝着“狼奶”长大的我如果在场，也会呼喊口号；即便不动手打人，也不会对她施以援手；或许会闪过一丝恻隐之心，但也不会私下去宽慰她，甚至还会以“立场坚定”自诩。这也是我们对她的亏欠之处。

　　钱锺书在杨绛著的《干校六记》中提出应写“第七记”——《运动记愧》。他说：最应当记愧的人，“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这更是我们至今仍难以排解的悲哀和亏欠。”有句台词常挂人们嘴边：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小到个人，大到民族，不深刻反省，“向前看”只是一厢情愿。即便近半世纪过去，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段历史，那么，对她，对那个时代所有含冤进入天国的同胞，仍然是亏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