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富士康工厂共有十多名员工跳楼自杀。面对“血汗工厂”的指责，已经退休的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紧急从老家五台山带30名和尚为死者超度。

　　与之对照的是，《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乔布斯曾表示：“我认为‘苹果’对于其供应链各个公司工作条件的了解及付出的努力，恐怕是业内做得最好的。” 

　　根据《纽约时报》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56%的受调查者认为苹果公司完美无缺；14%的人认为苹果公司最大的缺点是它的产品过于昂贵；只有2%的回应者提到了海外劳动力问题。对于这种冷漠，一名苹果公司的管理人员说，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而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 

　　《纽约时报》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以“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的方式描写了在“苹果”的压力下，中国代工厂终于大大改善了工作条件。因此“数十位电子公司高管、劳工权利倡导者甚至是批评这家工厂的人都认为，正如iPhone为消费电子科技带来的变革一样，中国目前发生的变化对全球制造业的变革也具有深远意义”。 

　　“美国好雇主，中国好雇员”

　　《纽约时报》认同“苹果”发动了一次工业革命，但并不认同这是一场产业链革命。毫无疑问，《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是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视角看待中国“苹果”产业链的。《财富》杂志专栏作家认为，对曾破纪录地荣获过108次“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来说，他们知道评委们想要看到的就是那些能够推动现实中实质性改革的报道。 

　　在《纽约时报》看来，所谓“实质性改革”其实就是回复到“美国好雇主，中国好雇员”的传统模式。中国的工厂要怀着感恩的心成为“苹果”产业链中重要同时又是温顺的服从者。这多少带有“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主导世界”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在《纽约时报》系列报道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美国人对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美国维持全球领先地位离不开中国对全球市场经济的参与，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参与和竞争又加速了美国“老大地位”的失落。1997年，正值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愿望迫切之时，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就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地位。为了未雨绸缪，必须要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符合美国利益。但到了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布热津斯基却在《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一书中认为：“能够损害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主导地位的，正是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而不是对它的拒绝。”并尖锐地提出美国“要做世界的主宰者，还是要做世界的领导者？”的问题。 

　　从这点来看，“苹果”正是浓缩了美国矛盾心理的一个标本。《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充分表现出美国人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失落的五年”后对美国可能失去“领导者地位”的担忧。第一篇报道《美国丢掉iPhone生产岗位之谜》发表之时，正值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奥巴马提到：“让我们记得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在经济衰退爆发前，工作岗位和制造业早已离我们而去。”在这篇文章中，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立即给予了否定回答。这似乎是对奥巴马在国情咨文里虽然提到但没有明说的所谓“中国廉价劳动力夺走美国就业机会导致金融危机”逻辑的呼应。而这种逻辑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回避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那就是资本家为了无穷尽地追逐利润，必然要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最为低廉的地区。美国金融风暴和“制造业危机”，归根到底还是由于资本的贪婪所引起的，这与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没有必然的联系。 

　　系列报道也从较为积极的视角评判了“苹果”产业链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纽约时报》观察到“苹果”产业链推动中国改进“粗放式管理”，使之更加合理化和人性化。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成就了“苹果”，而“苹果”产业链也为中国创造了数百万就业机会，改变了中国的用工结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城市化，而“苹果”代工厂则以惊人的速度走上工业化。然而随着产业升级，代工厂将削减一半的工作岗位，这又为新的一轮循环埋下了伏笔。 

　　一部小小的手机，掀起了一场革命。而革命者不仅仅是那个高高在上已经去世的“素食主义苦行僧”乔布斯，更是在大洋彼岸IT食物链底端痛苦地向上攀爬的中国代工厂们。而处于顶端的美国已经感到了威胁，但又别无选择。也许这就是《纽约时报》系列报道希望解释的“全球i经济之谜”的核心内容。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世界周刊》栏目主编） 

　　摘自《世界知识》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