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能再成选择

　　佐佐木有许多中国朋友，今年1月学会了用微信跟朋友聊天，“在日本的中国朋友都十分关心中日关系的未来，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说，在日本一般没有人会刻意避开敏感话题，因为“越是敏感越有人关心”，越需要交流。

　　佐佐木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对这场屠杀深感痛心。“去南京旅游如果不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那几乎等于白去。”他认为，南京大屠杀表明，战争会使一支军队变得像虎豹豺狼一样丧失人性、疯狂到极点。“纪念它不是为了记仇，而是要深刻认识到，战争不能再成为人类的选择。”

　　在慰安妇问题上，与某些日本政客的言论不同，他所认识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把女人当作与食品、生活用品一样的慰问品提供给军人是对妇女人格的侮辱。“且不说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佐佐木指出，关于那些带着伤痛的记忆，自然是“受害方的话更可信一些”。

　　在钓鱼岛问题上，他认为日中双方应该找回之前的“默契”。“如果我是日本首相，就为两国世代友好献一个礼，大大方方把（钓鱼）岛交还给中国。” 

　　佐佐木对中国的了解源于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他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中国生活长达27年。对他来说，那段人生中最宝贵年华所带来的“眼见为实”，与来自亲友、媒体、书本和政府的信息一起构建了他对中国——这个日本无法回避谈论的邻国的认知。

　　日本有着两张“面孔”

　　如今，佐佐木为当下的两个“不大好”感到忧虑：日中两国间的政治气候不大好，中国环境空气质量也不大好。“这吓得很多对中国‘有兴趣’的日本人不敢前来看看真正的中国。”而另一方面，他认为，许多中国人也并不十分了解当代日本。

　　佐佐木认为，日本人眼中的日本有不平衡的两张“面孔”：既是以最短时间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大国；但又是一个“政治小国”，政治上依附于盟国美国，是世界先进国家中唯一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非正常国家”。“日本对现在这种地位是很不满意的。”

　　佐佐木认为，安倍故意参拜靖国神社，利用了中韩的反日情绪。他认为，现实主义者安倍完全明白中日友好的重要性，因为第一任期时的安倍首访中国，实现了“破冰之旅”。

　　“正常国家”如何实现

　　关于日本的国际形象，佐佐木说，一个事实是，“就像一个出了监狱的犯人一样，许多亚洲国家的民众还是把日本当成历史的犯人。”那么，日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佐佐木觉得，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正式军队而受他国保护的国家”，解禁集体自卫权，逐步使军队正规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但在国内外缺乏理解、存有争议的时候，政府的步骤不宜太快。

　　他同时指出，解禁集体自卫权并不表明将要参与战争，日本仍然还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看待今天的日本，不能仅以二战时期为主要依据。日本右翼势力再强，也远远强不过反对战争的绝大多数国民的意志。”他强调说，任何军国主义议案是不可能在国会通过的。

　　再者，作为一个“有军国主义前科的国家”，佐佐木认为，尽管右翼势力只占极少数、无法形成气候，但要使亚洲其他国家不再把日本看作有前科的战犯国，需要做出国家领导人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规定，或将甲级战犯牌位移出靖国神社。“要知道，自从甲级战犯牌位进了靖国神社，天皇再也没有去参拜过。你一个首相凭什么要去？”他希望日本领导人能够研究一下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我期待日本能像德国一样，真正同亚洲国家修好。”

　　改变彼此刻板印象

　　尽管当下日中关系经历考验，但佐佐木依然用“伙伴”来概括日中关系。“日本和中国是邻居，这是明摆着的事。”

　　尤其在经济上，作为曾在金融行业从事管理工作的资深人士，佐佐木认为，日中之间仍然是互补的。在中日多年的经济合作中，有一个细节也令他在意，至今大部分中国国民甚至不知道日本政府曾经给予中国大量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佐佐木认为，对日中关系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事也许是，日中两国的国民都应努力开展交流，而非一直停留在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中。 本报特约撰稿人 沐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