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一个仅有50多名党员的政治小团体，但它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未来。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虹口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区。在这里，中国第一个书局——同文书局创办并出版《万国公报》，最早将马克思介绍到中国来；在这里，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俞秀松等早期共产党人传播先进思想、领导革命运动；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串联起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红线……可以说，它见证了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奋斗历程和许多的“第一次”。

　　国内中文刊物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中国第一个书局——同文书局、同文书会先后在虹口创办，介绍西方文化，出版《万国公报》。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分4次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著，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观点。这是国内中文刊物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章“今世景象”里介绍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概况时，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中文刊物上：“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范围一国。”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也举例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目前发现《宣言》在中国的最早片段译文，让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知道了《宣言》的存在，在《大同学》发表后，中国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宣言》及马克思主义，试图获取更全面详细的信息。《大同学》译文在西方各种新思潮的传播中，使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宣言》的信息最初来到了中国，也开始了漫长曲折的被翻译、被介绍之路。

　　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全国各地新出版的进步刊物发展迅速，至1919年年底，增加到400余种，其中近半数刊载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的主流。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国青年影响甚深。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返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同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开始批判资本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居全国之冠。除《新青年》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杂志、《解放与改造》杂志、《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诸多上海出版的报刊也都介绍过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

　　为扩大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各种方法接触工人阶级。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工人中间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群众运动，从而形成了“与劳工为伍的潮流”。

　　1920年4月18日，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123号发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陈独秀发表演讲《劳工要旨》。然而，上海的“护军使署”在“五一”前，就宣布了戒严，并张贴布告，禁止集会示威。1920年5月1日，陈独秀、施存统、陈望道等在虹口澄衷学校，共同发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在老靶子路的空地上举行庆祝集会。但军警得知此消息后，当即赶来勒令解散，以致大会曾数度更换场地，但仍有千余人到会。会上，与会者唱起了“劳动歌”，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会后发表了一个抗议军警压迫的“上海工人宣言”和“庆祝劳动纪念会书”。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除发表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等文章外，还刊登了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撰写的关于各地工人、工厂状况的调查报告，以及反映各种工人状况的照片数十幅。这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国际劳动节。

　　为了对工人队伍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系列通俗读物。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工会——上海机器工会。

　　党史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内有军阀统治、外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境遇中。为挽救国家危亡，探求民族出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今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会址原为坐西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原建筑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军炮火。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确定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决定进一步将党的工作深入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广大群众中去，加大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和指导力度。中共四大确立的群众观，为党形成群众路线作了思想铺垫，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

　　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回忆起参加四大的情形时，这样写道：“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开第四次大会。这一大会我参加了，但是正遇着上海罢工潮流，所以我还是不详知。这一大会有一个伟大的决定就是做农民运动。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他和资产阶级比较是更彻底一些……可是党在第四次大会以前是没有农运的决定。”

　　中共四大以后，全国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1925年春，上海、北京、青岛、武汉、广州、唐山、杭州、苏州、长沙、南京、宜昌、奉天等地都发生过罢工事件。据统计，到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为五卅运动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大以后，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与完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使党在斗争中得到迅猛发展。四大时，全国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到1925年10月，党员由四大时的900多人发展到3000人，比四大时增加了两倍。到这年年底，党员人数达到1万人，比年初增加了十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由民众自己建立的人民政权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经历6月的高潮期，逐渐低落，到9月中旬结束。然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对爱国运动的镇压、对人民的屠杀，激起民众强烈的愤怒，“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迅速传遍全国。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正式开始北伐。在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不到半年时间就基本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1926年11月30日，上海总工会启封被军阀查封的东横浜路景云里（今虹口区横浜路35弄）会址，公开办公。同年12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秘密离开广州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组织领导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3月中旬，为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成立了起义最高指挥机构——特别委员会，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中共特委设在北四川路横浜桥的一个秘密据点里。3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联席会议，发布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

　　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在狄思威路麦加里2l号（今虹口区溧阳路四平路口）秘密办公机关内发布总同盟罢工令，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第二次武装起义时，周恩来作为参加者，熟悉情况。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被委派负责军事工作，担任特别军委负责人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提高工人纠察队的战斗技术，设立多处秘密训练点，培养军事骨干；为确保各项细节，主持制定《武装暴动训练大纲》；建立军委秘密机关等。在这次起义中，周恩来、赵世炎任正副总指挥。而闸北各个据点中，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及天通庵火车站一线，是战斗的关键。当时，一列载有五百名奉鲁联军的军车由吴淞开回上海。吴淞方面立即报告总指挥部，周恩来闻讯，当机立断：“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于是，周恩来立即调集一批铁路工人纠察队前往天通庵站南段破坏铁路，并抽调三四百名精兵，赶到天通庵站两侧埋伏，打伏击。这次伏击战，共俘虏敌军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天通庵站的胜利，不仅缴获大批武器，武装了工人纠察队，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以周恩来为首的起义指挥部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向北站的敌军发动总攻，并一举攻占北站。当天下午6时，武装起义完全胜利。

　　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由民众自己建立的人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