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批珍贵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现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它由1952-1958年间上海总工会成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收集、研究和编纂，内容涉及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各行各业的工人运动，总字数约1500万字，其中包含大量口述历史。

　　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史料虽然历经沧桑，在数次搬迁中有所损耗缺失，但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近期，部分重新编审整理后的史料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

　　时光荏苒，当年拿着纸和笔，走遍上海去访问和记录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的人们，不少已经离世，又生发出一段值得追忆的历史。所幸核心人物之一郑庆声老先生仍然健在，回忆往昔，老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动员上海各行各业收集

　　1952年，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以中共上海总工会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上海市委写报告，建议成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负责收集整理和编写上海工人运动史。当时，郑庆声刚刚进入上海总工会研究室工作两年，委员会成立后，他和许多同事一起转入新成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

　　“后来，许多人都中途调动工作，改了行；唯有沈以行、姜沛南和我三个人坚持到底，终生从事工运史研究事业。”

　　上海工人运动是一段光荣而辉煌的历史，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还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之秋，或是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都以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上书写了壮丽篇章，亦成为中共党史、特别是上海地方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以，收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几乎动员了上海各行各业的力量。郑庆声回忆，中共上海市委不仅专门发文，要求各级党委协助工作，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启事，征集各种有关工人运动史的书面资料，以及各种印章等实物。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接待的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张人亚的弟弟。”郑庆声说。他送来一本中共二大的决议文件的小册子，这是很宝贵的一件文物，在1958年工运史料委员会结束后，所有文物、资料统统搬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据来者说，这是在他们老家夹墙中找出的，张人亚后来离开上海参加革命，一直没有音讯，希望帮助寻找。

　　“因为年代久远，又缺少线索，我们一时亦难以寻找。”郑庆声说，但这个心结在前几年终于得解。那年，一位老者前来寻访已退休多年的郑庆声，他是张人亚的侄子，其父是张人亚的弟弟，即到史料委员会来捐赠中共二大小册子的那位家属。他说，父亲离世前一再嘱他设法寻找张人亚的下落，后来他在根据地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看到了张人亚在福建根据地从事税收工作时牺牲的消息。

　　“文物得以保存，张人亚的下落也已查明，这倒使我很感宽慰。”郑庆声感叹道。

　　史料刊名集鲁迅字而成

　　马军，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供职二十余年，曾跟随几位老先生研究和撰写上海工运史。这些用毛笔、钢笔或圆珠笔工整地书写，或刻蜡油印在毛边纸或练习簿上的史料，已不同程度地老化破损，或生长了虫蛀和黄斑，字迹褪色，但都被他当成宝贝收藏，未经他的许可，谁也不能擅动。

　　“国内来查阅的不少，国外也有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的学者来过，看到老前辈们当年这么精心、细致采集的第一手成果，都非常钦佩，激动不已。”马军说。

　　从一本16开本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内刊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工作人员不是单纯地收集资料，还做出了初步的研究。700字左右一页的刊物，有的文章长达35页。在第一年里，这样的内刊共出版了4本。郑庆声记得封面的刊名还是从鲁迅先生的手迹中找出拼凑而成。

　　第四册是姜沛南执笔写成的《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是根据当时报纸上登载的资料整理而成。那时，正好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了内部刊物《党史资料》，该刊派了一位名叫李蓝天的工作人员来收集资料，他看到此文很感兴趣，即拿去一本，后来在其《党史资料》上发表，题目改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还寄来了一笔稿费。

　　“我们当时第一次拿到稿费，如何处理倒是十分为难。”郑庆声说。因为在自己刊物和中宣部的《党史资料》上发表时，作者都是以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具名。后来决定取出一部分稿费制作了紫红色绢面笔记本几十本分发给工作人员，其余部分则归作者姜沛南所有。

　　郑庆声记得，当时还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来1928年前的《民国日报》、《申报》等合订本，由姜沛南等找出其中有关工运的文字，用纸条夹好圈出，又由史料委员会工作人员抄录在方格稿纸上，因人手不够，就由上总组织部从“五反”运动中发展的积极分子中挑选了五、六个人来抄写，有徐承祖、韩国富、朱子仪、徐多禄等。现除徐承祖已过世外，其余人都还健在。现在这些资料都还存在历史研究所内，颇为珍贵。

　　他说，工运史料委员会委员中有位名叫许彦飞的，当时是《新闻报》经理，他组织报社里的人将1937年抗战爆发后至上海解放的《新闻报》上有关工运的资料全部找出，用该报自制的专用稿纸抄录后送交工运史料委员会。

　　“此事工程浩大，我记得参加查阅抄写这批资料的有严独鹤等有名的报人，从报上抄摘有关工运的资料，亦是十分可贵的。”郑庆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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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多年前已采口述历史

　　“前几年说收集口述史，其实五六十年前，我们已经在开始做这一工作了。”郑庆声说，当时组织访问了许多参加三次起义的老工人，作家协会有些作家也一起参加了采访。这些老人当时已五、六十岁，现在都已作古。

　　“记得沈以行曾对我说过，当年，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来沪与沈以行见面时，沈以行对他谈起访问老工人收集资料，刘大加称赞，说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是从书本上找资料，而不是找活人收集资料。”

　　上海书店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完颜绍元说，口述资料将列在第三批次出版，暂名为《大革命时期上海工运史口述资料》，总计近400篇。有《王梅卿口述》《薛兆圣口述》《朱英如口述》《郑长山口述》《施小妹口述》《赵金英赵银英口述》等，内容率皆出自口述人亲历亲见亲闻，相当丰富。

　　“比如《郭旦夫口述》内容有五四运动，1920年五一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五卅运动；《谢庆斋口述》内容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二次罢工，先施、永安、南货业、估衣业的罢工，上海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活动，第一、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本人的狱中斗争；《孙诗圃口述》的内容有五卅运动的一些情况，商务印书馆工会和党的关系，第一、二、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有关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何大同、章郁庵烈士的情况等。”完颜绍元说。

　　他特别提到，有些口述还保存了当时基层党组织用于宣传革命动员群众的文艺形式，如《施小妹口述》中有《纪念列宁更调》（更调，民间小调名，又名“五更曲”或“叹五更”，歌词共五叠，自一更至五更递转咏唱）《十把扇子小唱》等，多为不见于文字记录的口耳相传，弥足珍贵。

　　像“天书”一样的座谈记录

　　史料中保存有大量的访谈、座谈记录，有的还是用“天书”一样的速记方法记录。在一本简陋的练习簿下部写着“颐中烟厂第一次座谈会记录（速记）”，时间是1954年9月19日，记录者是倪慧英（见题图1）。

　　1953年，刘长胜征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的同意后，决定成立干事会，改变原来仅仅收集纸面资料的方式，由史料委员会人员出面联络现有产业部门举办座谈会。约请当时参与斗争的人（干部、老工人为主）来回忆、漫谈，或作访问谈话，加以详尽的记录，再参考有关报刊资料，据此整理成草稿，经开会讨论、反复修整，最后撰成初稿。

　　这段工作持续了2年时间，大家忙得热火朝天，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几位核心人物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述。郑庆声回忆：

　　“我们的做法是由这个单位的地下党负责人开具名单，按不同时期分头召开座谈会，由专人负责记录整理（史料委员会当时有速记员倪慧英和王天筠两人），并参考报纸记载和其他文字资料（查阅档案等）进行编写。由各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出面召集，人员比较集中，因各系统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均已分散在各个不同系统做领导工作，往往很难凑在一起，故一般均在星期天集中开会（当时没有双休日），所以当时有些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些礼拜天都贡献给工运史料委员会了。”

　　沈以行在他的《50年代上海工运史料工作回顾》一文中也写道：

　　“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很大，但有的却进展迅速，例如在店职员方面，大约在半年内就写出了海关、银行、电讯、大百货、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职业妇女俱乐部、德士古（石油）、酱园业、酒菜业、蚁社、华联同乐会等12个方面的史料，共开会百余次，参加者400余人，执笔者60人，成稿40万字。可以说是对店职员斗争史作了一次群众性的总结。参加此项工作者有许多是利用了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市政方面也有122人参加座谈，开会45次，十余人执笔，写出了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英商电车、法商电车、电话公司等书稿。

　　从1954年2月起，经刘长胜同意，史料委员会在原定四个产业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又开辟了机器、棉纺、卷烟三个方面的采访，并选择若干重点工厂加以布置，力图就本厂范围各写一份职工运动的历史材料。由此，直至1955年，即前后大约2年的时间里，该会总共收集了7个方面的史料，召开座谈会274次，参加者940人，访问44人次，执笔者百余人，成稿刊印27种，160余万字。由于经过座谈互相印证核对，所以有很高的可靠性。1956年8月以后，根据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要求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编纂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计划，史料委员会又制订了按历史时期全面收集和整理的方针。”

　　几十只空木箱装史料

　　郑庆声记得，1957年下半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还迎来了一批会讲中国话的日本朋友，共五、六位。这批日本朋友到史料委员会来了以后，由沈以行给他们上课，讲解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帮委员会做了一些工作，如他们看了访问参加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老工人的谈话记录，就帮着在记录前面作索引。这些日本朋友在工运史料委员会待了半年工夫，1958年上半年陆续回国。

　　其时，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工作也接近尾声。1958年，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听说上海市总工会内有个工运史料委员会很感兴趣，便向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提出，把工运史料委员会并到全总工运史研究室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搁浅。

　　建国十周年时，市里曾计划在上海淮海路渔阳里东面拆掉一批沿街的房子，另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市委还成立了征集委员会，由党校副校长李佐长负责，集中了党校、高等院校的一批人，加上工运史料委员会的人，组建成一个工作班子。

　　“工运史料委员会就此结束，准备搬家。”郑庆声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个老工人叫孙诗圃，常来工运史料委员会走动，听说委员会要搬家，还从茶叶进出口公司借给我们几十只装茶叶出口的空木箱，装了满满一卡车，运到党校。但最后纪念馆也不了了之。

　　“1960年底，市委宣传部任命沈以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又批准调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四人随同沈以行到历史所工作，并带去了全部工运史料。这都是后话了。幸运的是我们始终保存好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一大批珍贵的工运史料，今天能够陆续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安慰。”

　　——郑庆声（《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