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海南潭门，正值南海休渔期，未出海的男人们打着赤膊，正在维修8月即将开往南沙的渔船，戴着斗笠的女人们站在港口边，张罗着出售渔获。

　　潭门镇不大，只有3.2万人口，远不如邻居博鳌镇有名气，但潭门人划下的版图却很大，祖祖辈辈的潭门人驾船闯海，远行南沙，为中国南海疆域划定了版图。

　　最早给南沙岛礁取名的是潭门渔民；最早在南海长期从事经营开发活动的也是潭门渔民；他们是南海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

　　在潭门，你能了解到最真实的南海。

　　不平静的休渔期

　　50岁的麦运飞脸上带着老船长固有的沧桑，这个潭门男人18岁就开始出海捕鱼，风里来浪里去，30多年了，几乎每年都会去南沙群岛三四次。即便是休渔期，他还是习惯在船上生活，而把年初刚在镇上买的商品房留给儿子住。

　　“对于我们潭门人来说，船就是家。”

　　“嘟嘟嘟”，麦运飞刚走下船，旁边紧邻的“琼琼海09031”号渔船启动了，老麦停下脚步，跟对面的三名船员大声喊着，“南沙那边风浪大，现在菲律宾寻衅挑事，要小心，一定要小心！”“琼琼海09031”的船老大是陈家三兄弟，他们要出海到禁渔范围之外的南沙海域。800海里，他们这艘410马力的柴油机动渔船要开整整三天三夜。按照当地的风俗，出海前，要举行祭拜仪式，船长端出米酒、妻子煮熟的鸡、猪肉等祭品，在船头摆好，点上香，燃放鞭炮，烧纸钱，祈求此行平安顺利。出行前，家里的女人们都来到船上帮忙，并不多说话，只忙着做饭。全家老小围坐一圈吃个团圆饭，就算是为出远门的男人们饯行。

　　这个休渔期，潭门并不平静。

　　驱车从潭门镇北上，十分钟便到了该镇最大的渔村——草塘村。这个村1000余户，4100多人口，基本每户都从事与渔业相关的工作。草塘村呈长条形分布在海岸带上，全村耕地仅1800多亩，人均耕地还不足半亩，而且大多是海岸带上低产的砂质土壤，也正因此，潭门渔民将田“耕”到了茫茫南海。

　　“到南海的中国渔船，80%来自潭门，其中一半来自草塘村。”潭门渔业协会会长丁之乐说。

　　午后的小镇街头难得看得见行人，太阳毒辣辣的，这里的男人此时都习惯躲进茶室，一盅凉茶、两碟点心，就是海南特色的“老爸茶”，男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拥挤的茶室里，近来讨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潭门渔民对菲律宾很气愤。

　　根据潭门镇官方的统计，自2000年以来，潭门渔民在南海作业被周边国家无理追赶、抓扣、抢劫、武装袭击的事件有117宗，被枪杀的有5人，受枪伤的有8人，被无理袭击和抓扣的共有700多人，其中被菲律宾抓扣的渔民人数最多。

　　菲律宾监狱受尽折磨

　　潮起潮落，船来船往，潭门人世世代代在南海海域捕鱼作业，已近千年。

　　见到50岁的陈则波时，他正在自己的小店里给客人挑选贝壳饰品，笑声爽朗，皮肤黝黑，敦厚朴实，你无法联想到他曾是轰动一时的“囚犯”——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的中国船长。

　　“三进三出”，说起自己被菲律宾囚禁的生涯，已从船上退休的陈则波，依然刻骨铭心，“1997年，我在黄岩岛北部作业时，第一次遇到菲律宾军舰，结果我们一起作业的4艘渔船上的62名渔民一同被拉到马尼拉坐牢半年。”时隔一年多，1998年又是在同一片海域，陈则波的渔船竟然被菲军舰直接撞沉，同样被带回马尼拉监狱；2012年4月，中菲在黄岩岛发生对峙事件，陈则波正在黄岩岛泻湖中作业时，被全副武装的菲律宾军警登上渔船扣押。

　　在狱中，菲律宾军警用棍棒毒打陈则波，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字。拒签者被菲方的枪支逼着，脱光上衣，暴晒于烈日之下，“每次毒打我都咬着牙，坚决不在文件上签字。我只认识‘China’这个单词，我就反复说这个词。”

　　“在巴拉望监狱生活很艰苦，天气热，吃不好，最主要的是没水洗澡，监狱里只有一个水龙头，不少人还经常因为洗澡打架，夏天天天睡地板。”

　　潭门镇渔民被别国非法拘禁扣押，在当地已经不是新闻。潭门镇里的船长们，许多人都在南海周边国家坐过牢：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帕劳……有时甚至是父子俩、兄弟俩同时坐牢，父亲在越南，儿子在印尼，哥哥在菲律宾，弟弟在马来西亚。

　　在陈则波的印象中，南海逐渐成为危险之地，是在1997年。这一年，我国重申南海U形领海线及其内之所有岛礁之主权。当年5月14日，菲律宾海军即在黄岩岛举行两栖登陆演习。

　　菲律宾在渔民心中投下的阴影，在2000年达到顶峰。当年5月26日晚，“琼琼海01068”号渔船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冲锋枪扫射，船长符功武被击穿心脏，当场死亡，其余7名船员被菲军扣押至公主港的巴拉望监狱。

　　在潭门，有过囚徒经历的渔民们，谈自己身边的人被抢、被抓、被杀，都很气愤。“我开了30年的船，能活到现在，算运气了。”陈则波说。

　　渔民眼中的南海巨变

　　“琼琼海09031”号出海，“老轨”（轮机长）陈家栋在驾驶台熟练地打开北斗导航仪，无线电里潭门边防派出所的值班员正向他提供最新的南海海上天气预报，他13岁就跟着祖父下南海，“过去都是带着一只罗盘就起锚扬帆了，现在不仅是科技发达，政府对我们渔民的保障也做得越来越好。”

　　“过去每次出海都像是生离死别，现在就像是上班。”陈家栋说，随着近几年通讯科技的进步与南沙岛礁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保障服务功能加强，渔民们有了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保护神”：北斗导航系统、卫星电话、南沙灯塔、医院、大型补给船、海上救助船……

　　2012年6月三沙建市，三沙市民大多来自潭门，他们驾船往返于大陆与海岛间，4年来，是南海巨变最直接的见证者。

　　“在自己国家的渔政船边上捕鱼，再也不怕被欺负了。”陈家栋拿出手机，里面的照片大多是他在南海拍摄的，“南海变化太大了”。华阳、赤瓜和渚碧礁的灯塔在不到1年时间内相继建成发光，美济、永暑、渚碧礁上的灯塔工程也在做最后的收尾。陈家栋的手机桌面是一张美济礁东头灯塔的照片，60多米的高度，是南沙诸多岛礁上最高的建筑，“最漂亮的时候是晚上，灯塔发着白光，灯光射程20多海里，我们的渔船距离10海里之外就能看见，就像是一粒夜明珠。”

　　南海岛礁多了渔港、避风锚地、航路灯标、渔业生产生活物资补给、通讯导航等渔业生产服务配套设施，“我们渔民感觉在南海不再是孤独地冒险，闯海更有底气。”

　　陈家栋的二叔和两个表兄上世纪都在一场风暴中死在永暑礁，“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也没有人帮助他们。而且永暑礁暗礁特别多，夜间摸黑行船特别容易触礁搁浅。”

　　记者获悉，新建的永暑医院已经通过验收，不久就将投入使用。潭门渔业协会会长丁之乐说，我国在南沙岛礁建设的灯塔和救援设施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保护自己的渔民，另外也为承担和履行海上搜救与救助、防灾减灾、海洋环境保护等国际责任与义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随着人工成本的提高和南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潭门渔民的收入其实并不理想，“1995年的时候，龙虾150元一斤，柴油3000元一吨，工仔和老板对半分账；现在柴油涨到了6000多元一吨，龙虾的价格反而跌了，工仔还要分到六成。”“琼琼海03099”的船主赵绪贤告诉记者，即便如此，潭门渔民很少有人卖船，“一方面是政府补贴让渔民不至于亏本，另外也是一种责任，我们要守着这片‘祖宗海’”。

　　“祖宗海”不能丢

　　南海，国际通用的英语翻译是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潭门渔民叫它“祖宗海”。潭门渔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17世纪末开始，他们就行船来到南海。

　　在草塘村，81岁的苏承芬是最德高望重的老船长，13岁跟随叔父出航捕鱼，“南海的各个角落我都去过，哪里鱼多，哪里可以抓到什么鱼，我都知道。”第一次潜到海底，苏承芬眼中的海底世界斑斓奇妙：“南海的海洋生物非常多，不仅仅鱼类有上百种，你一个晚上随随便便就能捞一筐海参。”

　　潭门渔民南海捕鱼最擅长的是夜潜，苏承芬也不例外，不使用任何先进设备，用一根氧气管子就可以完成下潜——深度10~30米深的地方都是他们作业的区域。这种潜水捕捞方式被当地人称作“下氧”，每天晚上七八点左右是黄金时间。“因为这时候鱼都‘睡着’了。”苏承芬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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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承芬的记忆中，潭门渔民从来都是南海的主人，而菲律宾和越南人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出现，“渔民之间都很友好，我们还教他们潜水捕鱼的方法。”

　　在苏承芬家中，他向记者展示了家谱，从清代光绪年间起，他的祖辈就在南海进行捕鱼作业，“我的爷爷告诉我，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时候，潭门人还是不断地下南海，因为只有‘闯海’一条活路。”

　　茫茫南海上行船，在那个既没有现代航海图也没有导航仪器的年代，如何能穿越岛礁密布风高浪急的南中国海？答案全在“更路簿”里。

　　“更路簿”是我国古代沿海渔民航海时用来记录时间和里程的书。现存“更路簿”最早手抄本产生于明代，详细地记录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中岛礁名称、详细位置、航向和更数距离。可以说，“更路簿”就是南海属于中国的铁证。

　　苏承芬家的“更路簿”是他的父亲苏伟克整理的，“我小时候跟着父亲闯海，每过一小时左右，他就会拿出簿子铅笔，仔细记录。每次记录都很详细，一条航线最少要航行五六次，甚至十次八次，才能修改完成，上面记录着南海的每一个岛礁、珊瑚礁以及航线、里程、航行时间、岛礁和珊瑚礁水涨水落等，还记录了航行时的季节、风向、水流、云色。”

　　18岁那年，苏承芬从父亲这里接过了“更路簿”，“这对我们潭门人来说比结婚还重要，一般‘更路簿’只会交给家里的长子”，一只罗盘一本“更路簿”，伴随苏承芬数百次行船南海，直到他68岁退休。

　　如今，潭门的渔船都已经用上了导航，北斗系统在南海上的精度非常高，而“更路簿”则成为收藏品被放进博物馆。

　　今年端午节，海边的小木舟上，苏承芬和李瑞良、伍书金、杨庆富、伍书光这5位年过8旬的老者聚在一起。他们有着极其特别的身份——海南帆船时代的末代船长。“都盼着聚，又害怕聚”，苏承芬摇着头说，“今年又走了一个。”

　　（本报海南潭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