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研制了原子弹的“雷管”和氢弹的“炸药”

　　父亲每天都在忙什么呢？很多年后，才有一些经过批准可以讲的故事流传了出来。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各项援华协定。1959年6月，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8月，将在华的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只有独立自主地制造核武器。

　　父亲作为核化学家、研究室主任，认真组织、领导、参与了研究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重大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是研制原子弹爆炸试验中“点火”所需的钋-铍中子源、模拟铀235裂变中子源、用于测定爆炸当量的特种钋210α源等。在研制这些放射源时，均需要从核反应堆中制备大量的钋210核素。

　　父亲带领他的研究室经过多年的科学实验，终于在1964年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成功制造了原子弹的“雷管”。和原子弹起爆装置类似，中国第一个核发电站——秦山核电站，其启动中子源也是父亲他们研制的。

　　另一项任务是氢弹所需氚的制备和氚生产工艺的研究。早在1959年，父亲和同事们就提出以完成制备氚的研究任务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倡议。当时的苏联总顾问不同意，连说“这个东西凶！凶！凶！搞不得！”父亲大惑不解，因为氚本来属于放射性同位素中危险性很小的一类。不久，苏联撤走了专家，他这才明白这是苏联根本不想让中国掌握核武器重要原料氚的制备生产技术。1962年，在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父亲等先用经典的方法，解决堆照锂靶中浓缩低丰度氚的技术问题，同时采取了氚的其他方法，其技术路线和之后报道的发达国家的浓缩法相似。1964年夏，在以上实验的基础上，父亲决定进行氚浓缩实验，并亲临现场。面对上百居里氚的浓缩实验，具体操作的同事心情有些紧张，还未穿工作服就已汗流浃背，但在父亲的耐心指导和同事们的密切配合下，实验终于胜利完成了。当最后一部分尾气收集完后，质谱、光谱、色谱和电离室测出来的数据表明：尾气中氚的浓度在万分之一以下。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中国终于生产出第一批高浓度氚，氢弹的“炸药”制造成功了！父亲也满意地笑了。此后，氚的制备、提取、浓缩、纯化和所需关键设备等有关生产氚的研制工作进一步开展，为中国氢弹材料和热核燃料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1968年国家又下达另一重要的一线任务，要求1969年上半年研制出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反应堆启动用的两个极强的中子源。紧接着1969年下半年，国防科委又下达了限令在1971年一季度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制备核电池用钋210α热源。以上两项重大军工任务，在父亲的亲自组织、领导、参与下，与同事们发扬艰苦奋斗、敢为人先、连续作战的一贯作风，克服大剂量射线照射下工作的危险和困难，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以上任务，成功制造了核潜艇的“开关”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电池。两弹一星一艇是20世纪中国高科技里程碑，父亲都幸运地参与了，这是他的光荣。

　　20世纪60年代，在父亲指导和参与下获得的这些重大科研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作为“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究设计”等三项国防科研项目的部分内容，父亲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所和其他有关单位一起再度获得“国防专用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三项特等奖。

　　有力证明了反中医闹剧的荒谬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已年逾古稀，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然照常上班工作。在父亲的指导和关心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认真把握“保军转民”的发展方向，把一些军工用核技术应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用经济中，先后开展了工业用放射源、体内/体外用放射性同位素药物的研究和生产，使同位素研究所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专业门类较全的同位素科研、生产基地——国家同位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在全国许多医院的同位素室，都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建设的。国家同位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了这些医院所需的同位素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父亲就对微量元素在中草药、人体中的分布和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为此，他对高灵敏度的活化分析技术情有独钟。70年代末，他指导多名研究生，带领他们走访国内著名的老中医，先后开展了黄芪、人参、西洋参、羚羊角、犀牛角等名贵药材中元素含量的测定，得出黄芪的药效与硒无关的结论，并依据羚羊角、犀牛角等含锌量高的特点，提出锌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这在当时的国内是超前的，后来国内许多医院也都把测锌作为人体健康监测的项目之一。

　　随后，父亲他们又以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法（PIXE）测定了30种中药（其中24种属补药）的常量及微量元素，并以非线性映照法（Non-linear mapping algorithm）进行处理，发现有20种补药在同一区域内，其中19种聚集在一起，另一种距离稍远，6种非补药则分散在另一区域内。补药与非补药虽然基本可以区分开，但有4种补药进入非补药的分散区。父亲等又用多变数统计方法处理上述PIXE数据，按照多元平均试验分析，在95%可信度内，此两类中药是不同的。以Q式簇团法分类时，除有4种中药不可分外，与非线性映照法的分类几乎相同。通过这些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传统医学的科学性和传统医学理论的有效性。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上那些反中医闹剧的荒谬。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先后出访了美、英、法、澳、日、俄等8个国家，进行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父亲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积极的九三学社社员，1982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1997年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化学奖，同年又被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父亲一生的为人准则，就是老子的那一句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父亲对家人、同事、朋友、前辈和后辈的态度，一个字就可概括，曰慈；父亲对个人生活，一个字就可概括，曰俭；父亲对待名利，一句话就可概括，曰不敢为天下先。

　　2000年11月15日，父亲因白血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逝世，终年89岁。7年后，与父亲同船回到祖国怀抱，在国家的国际经济情报分析，特别是在西亚非洲经济和外交战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40余年的母亲肖蓉春，因心力衰竭医治无效，在北京武警医院逝世，终年88岁。父亲和母亲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在黑色大理石锥形墓碑的西侧镌刻着父亲生前的自题诗：

　　君子兰前坐，搔头漫自吟。

　　有子事未足，无官身不轻。

　　事业惊天地，勋名贯古今。

　　老夫未作到，且待后中青。

　　作者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父亲的同事和学生们、特别是姚历农和罗志福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