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常与毕克聊天，主题是“育儿经”。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60年刚进译影厂时我是个充满学生气的高中毕业生，同事中没有一个同龄女孩。而老一辈的大姐们则都已是孩子妈妈，互相谈的都是家庭、孩子。从女子中学出来的我，和他们没有生活上的共同话题，很不适应。记得那时毕克的大女儿丽娜，陆英华的儿子淮淮常到厂里来玩，他们都是十岁出头，我和他们一起搬几把椅子坐在操场旁边有搭没搭地谈些孩子话，倒也玩得十分起劲。

　　后来毕克又结婚，有了两个儿子，比我的两个儿子大几岁，自然我就向毕克讨教，聊起了“育儿经”。毕克的太太是位护士，日夜倒班，工作辛苦，毕克成了“买、汏、烧”。孩子白天寄养在别人家里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毕克心疼孩子，可也无奈。而我和我先生是文艺界双职工，先生是小提琴演奏员，排练、演出、开会，日程不规则，所以亦有类似困难和毕克就有了共同话题。有一次马路施工，公交车暂停。我曾和毕克从万航渡路老厂同路步行到静安寺，一路上都是谈这一些育儿问题，并互相交流取经，一会儿笑嘻嘻，一会儿又苦着脸。毕克曾告诉我他女儿丽娜从广西来沪探亲，帮家里洗涮打扫，照顾弟弟。毕克心疼地说：“才回来几天，总得让她出去玩玩歇歇呀。”慈父情怀溢于言表。

　　多年后，毕克的大儿子毕竟大学毕业工作才没两年，却突然病故，给他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时毕克的太太正陪着他们在美国读书的小儿子毕生红。开始毕克是瞒着他们的，他把追悼会情景托人摄录下来。隔了一段时间，正巧我的儿子去北京实习，中央电视台的李扬说毕克托他在北京做后期制作的录像带，欲请我儿代交毕克，约定乘火车回沪那天去拿。到了回沪时去李扬处取才知盒带还放在电视台。急着赶去拿到盒带，时间已很紧张。李扬开车送我儿去火车站又遇大堵车。我儿跳下车一路奔跑，等冲进车站，真悬，差一点就误了火车。总算有惊无险，把录像带带回沪交给了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