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第三次乡试落第

　　据有关考证，《明良论》中很多观点是针对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天理教徒突袭皇宫后，嘉庆帝颁布的一些谕旨而发，其写作的起始时间大约不会早于本年十一月。至于完成时间，也应该在嘉庆十九年（1814）秋之前。因为，外公段玉裁对《明良论二》后有评语云：“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甲戌秋日。”证明此时，该作已经写毕。

　　这一年的九月十七日，在天理教起义首领林清被捕杀后，嘉庆皇帝下《遇变罪己诏》。皇帝通过此诏向天下百姓反思自己的过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区区数十个教徒就能威胁皇宫的安全，这简直是让天下人笑话的奇耻大辱。但皇帝认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最核心的还是斥责诸臣：“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明良论》所产生的震撼力，无论对于时人或后学，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位考据学大师段玉裁的评语：“……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这样的话，难道因为龚自珍是他的外孙，就随便说说的吗？吾辈读了《明良论二》首句：“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就已经俯地厥倒了。更坚信，为龚自珍写一部新的传记，是非常值得的事。

　　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龚自珍参加第三次乡试落第。关于这次乡试失败情形，无更多文字记载。

　　落第时的颓丧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笔者注意到，正是因为这次落第，又一次成为龚自珍一系列精彩政论文章横空出世的触发点。这批文章有一个总的题名《乙丙之际箸议》，现存十一篇，从全集看，这组文章最后一篇为“第二十五”，其间缺失了第二、四、五、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竟然有十四篇散失，原因不明，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乙丙”是指这些文章写于乙亥、丙子两年间，有很多篇是写于乡试落第之后是可以肯定的。

　　在之一中，龚自珍从连发水灾现象入手，用五行失和原理来分析灾害发生的原因。“大吏告民穷，而至尊忧币匮。金者水之母，母气衰，故子气旺也。”于是乎，水患频仍。由此他还担忧，“币之金与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惧或烦兵事”，如此下去，无疑会引发社会动乱。不管他的分析是否真的符合大自然运行之规律，但他提出的警示，无疑是一国之君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以古之大人，谨持其源而善导之气。”

　　之三则涉及整个府衙的司法黑暗问题。一种叫作“幕僚”的官吏，上下勾结，操纵着各级司法大权，使得那些在位的各级官员也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他们如同“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挟百执事而颠倒上下”，虽然不在主要的官位上，但就是靠着擅权弄法牟利，过着“宫室车马衣服仆妾备”的富豪的日子。处在这样一个毫无法制是非可言的社会之中，那些普通的农夫织女，生活之难熬是可以想见的。

　　在之九中，龚自珍发出了让人读之若“受电”然的“衰世”信号。他把历朝历代分成三类，“治世”“乱世”和“衰世”，用来衡量某个朝代处于何“世”的标志，就是这个年代拥有什么样的人才。唉，这个让人精神颓靡的“衰世”，人才的匮乏平庸，实在是惨不忍睹。这样一段话，即使重复也值得反复引录，这是龚氏之所以伟大的“经典语录”：“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一个朝代，不但没有优秀的文臣武将，就连小巷里的小偷也笨拙得很，在山间湖荡中连有功夫的强盗也见不到，甚至小人伎俩也不高明。真是无法再平庸下去了。龚自珍先生高明在不仅指出人才平庸的现状，对其原因的考辨，也深入到了社会的骨髓之中了。这样一个社会的出现，显然非一日形成的。既然社会普遍都平庸，如果有才人出现，则平庸者都会群起而扑之。他们扑杀的办法不是用刀锯，而是让有才华的人的内心也彻底庸常化，这般大家彼此彼此，都成了一样的货色，谁也无资格鄙视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