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厕所，先讲一个小故事。

　　那是去年秋天，我们到欧洲旅游，一天下午，我们在饱览了德国马克斯堡附近的一个古镇的风光后已近黄昏，这时不少人都想去方便一下。谁知厕所难觅，好不容易在导游的带领下，在镇边找到一个公共厕所，大家蜂拥而上，却被一个管理员拦着要收费，每位1欧元。尽管导游早就告诉过大家，这里有些公共厕所要收费。但乍一碰上，确实让有些游人不适应。其中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很不以为然，嘴里哼了一声，说：“上个厕所要收1欧元，相当于8元人民币了。大贵了！我不上了。我憋着！”说完，扭头走了。

　　谁知，他在回宾馆的路上实在憋不住了。只见他抓耳挠腮，面孔憋得通红。我们见状赶忙请司机将车子开到就近一个公共厕所门口停下，然后陪他快速跑进去，帮他付了一欧元，才解了这位仁兄的“一溲”之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如厕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则更严重。有人统计过，“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干净卫生的厕所”使用，这给人类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2013年7月联合国大会专门作出决定，以每年11月19日作为“世界厕所日”，以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厕所问题的重视。

　　回顾上海解决厕所问题，也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埠之前，上海没有公共厕所，人们在田边林间或向路边粪缸随意“方便”，不但不会要钱，而且人家还会感谢你，因为可以肥田。

　　直到上海开埠之后，事情才起了变化。1843年，上海人口只有23万；十年后，猛涨到54万多。1880年已超百万。然而，公共厕所建设却没有跟上。弄得许多城里城外的人四处询问：“哪里有厕所？”实在不行了，就在人家墙根下、小弄堂等处“随意方便”，一旦被巡捕抓住，起码罚三角钱，最多罚到2元银洋。当时的2元银钱可买几十斤大米。这个代价远比今天的1欧元大多了。

　　詹姆斯·乔伊斯曾说过：“人类的文明走到哪里，厕所就跟到哪里。”这里说的文明主要是指城市文明。当年的租界当局在上海人口猛涨、城市发展迅速的情况下，未能未雨绸缪，而是被动应付。他们通过征地建造了一些厕所，但远远不能满足，比如有一间紧靠大马路的厕所，每天都排着长队，每小时最多接待300多人。而上海老城厢里，也同样为人多厕少所困。如厕难成了上海一个长期的“老大难”问题。

　　要解决这个难题，就不能将厕所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城市摆设，而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设施，同时它还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周谷城先生在参加《东方杂志》《梦想中国》征文时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方便。”

　　当然，要实现周谷老的这个梦想，是需要相当的财力，但更需要城市主事者主动积极的“顶层设计”，而决不可被动应付。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住房得到改善，相当多的人用上了抽水马桶，原先一百多万只马桶基本消失。在城市改造中，注意在公园、绿地、广场、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建造公共厕所，不仅使用方便，而且无异味，更让人高兴的是，还增设了残疾人的厕位和照顾母婴、儿童，以及部分特殊人群的第三卫生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上海为了开好长达半年之久的世博会，对公厕作了十分精细的安排，不仅在世博园4.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造了9000个厕位，还准备了几百个移动厕所，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了上海世博会顺利进行。

　　当然，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厕所问题在中国，包括在上海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这就更加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城市建设中，将厕所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我觉得詹姆斯·乔伊斯的那句话是否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厕所建到哪里，人类文明就走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