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96年和2012年刑诉法两次修改的亲历者、参与者，戴玉忠的经历十分丰富，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过检察员等职务。

　　修改有关辩护制度

　　解决了律师“三难”问题

　　记者:去年发生一些涉及律师权利的热点案件，使刑诉法辩护制度的修改备受司法界和全社会的重视，这次做了哪些修改?

　　戴玉忠:有关辩护制度的修改引起了较大争议。律师作为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他面对的侦查、检察、审判等机关，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此种情况下，律师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本次刑诉法修改，对律师权利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如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相关条款规定，对于律师涉嫌辩护人伪证罪的，应该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并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

　　另一点引起强烈反响的是，对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吸收了《律师法》中的有关内容，解决了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的问题，保证了法律与司法的统一，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我的一些律师朋友，认为这部分的规定应该做更多的修改，对律师权利有进一步的保障。但我认为，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各种意见协调的结果，不能完全按照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的主张进行。

　　“尊重和保障人权”

　　前两次审议中都没提到

　　记者:你觉得此前参加审议修正案草案时看到的文本，和昨天正式提交本次大会审议的草案，最大的改动在哪里?

　　戴玉忠: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这是在第一和第二次审议时都没有看到的内容，我最早知道，也是在本次大会开幕前一天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听新闻发言人李肇星宣布的。

　　强制亲属出庭作证

　　不利于维系家庭关系

　　记者:说到“尊重和保障人权”，老百姓中经常提及诸如“刑讯逼供”“大义灭亲”等问题。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在这些方面是如何体现的呢?

　　戴玉忠:这些问题都在有关证据制度的修改中有所涉及。其中，“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引起社会关注。现行刑诉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做了规定，修正案草案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还增加了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时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这就有利于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和防止刑讯逼供的行为。

　　此外，在关于证人出庭范围的相关规定中，由于考虑到了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对上述人员有例外的规定，这也体现了此次刑诉法修改中的人性化。

　　戴玉忠最后说：普通民众容易觉得，我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和刑诉法没有关系，作为一个守法公民，我也不会触犯相关法律。但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证人，也有可能在遭受抢劫、绑架等加害时成为被害人。因此了解刑诉法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