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开始，轻工业部、燃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组成两个化纤技术考察组，分别由轻工业部合成局局长李正光和机械局局长王瑞庭负责，分赴日本和西欧考察，选择引进对象。 

　　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由王瑞庭负责的考察组，于3月初出发，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在德国，她看到奔驰车在高速路上开到180迈。德国人从不迟到的守时观念，也让她印象深刻。在英国，她发现吃饭时没有一个盘子是不吃光的。 

　　“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我当时小一点，老一辈就更这么认为了，他们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他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幸福。”顾秀莲说。 

　　考察组回国后，于5月份向国务院递交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面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由此，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 

　　谈判 

　　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点将，柴树藩从干校被调到外贸部，主持“四三方案”的谈判工作。 

　　柴树藩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的技术引进历程。 

　　50年代，他任计委副主任，曾主持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1962年，他担任化纤和化肥小组（后改名为新技术引进小组）组长，负责引进工作。但那时，主要西方国家都还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跟中国做生意顾虑重重，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文革”开始后，这些引进项目完全停滞了。 

　　“四三方案”实际上是新技术引进工作的恢复和大发展。 

　　具体的引进工作，由外贸部下属的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来落实。 

　　41岁的英文翻译曹经纶，被从东北吉林舒兰县的五七干校紧急调回。 

　　曹经纶已经3年没碰英语了。中技公司是为完成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而专门成立的。后来，机缘巧合，原来学俄语的曹经纶转学了英语，成为公司的英文翻译，60年代参与了对西方的技术引进工作。“文革”开始后，公司解散，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1972年，“四三方案”开始实施，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职工被紧急调回，参加谈判。 

　　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1972年6月开始，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在辽宁项目的谈判中，因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中法之间迟迟未能签订合同。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亲自出面洽商。他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恩来，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他说，如果中法两国达成合作，将会轰动欧洲和世界。最终，中国政府作出让步，签订了总值达12亿法郎的合同。 

　　“四三方案” 

　　引进化纤、化肥项目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一下子炸开了锅，天天到计委来，为本部门申请引进项目。 

　　冶金部第一个提出，进口一米七轧机。 

　　长期以来，钢铁一直是中国的重点行业，也是薄弱环节，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冶金部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这已是第三次提出。虽然引进一套设备要2亿美元，但国家每年进口钢材都要花费3亿美元。算一算这笔账，还是划算的。因此，计委表示了支持。 

　　1972年8月，国家计委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获得批准。由此，引进工作从石化扩大到钢铁行业。 

　　其他部门也纷纷提出，要派团出国考察，开展引进工作。李先念积极支持，先后批准了几十批考察团出国。 

　　11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并且提出，配备专职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 

　　这时，各考察团回来后，相继提出多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计委提交了综合性的第四个报告，即《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报告写道：“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一方案后来经过追加，总投资为51.8亿美元)。 

　　二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大型项目于1982年前陆续建成。“四大化纤”1982年全部投产后，中国从1984年起，宣布取消长达30年的布票。 

　　43亿美元从哪里来 

　　引进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外贸收入。1970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1973年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土特产，二是手工业品。 

　　1月4日，李先念出席了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他说：“国际、国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有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决不能把国内稳定物价的方针套到国际市场去，也不能笼统地用成本加利润来定价。国际市场是受供求关系指挥的，是受价值法则支配的。” 

　　为了节省有限的外汇，“四三方案”只能尽可能压缩软件技术的引进，而注重引进能够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的成套硬件设施。 

　　此外，引进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在对被引进国的选择上，能否提供出口信贷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时，即使是专利技术拥有国，仅仅因为不愿向中国提供出口信贷，中国就转向第三国。这不但影响了技术的成功转移，而且使得很多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被迫拖延工期。 

　　银行也为方案的实施筹措了部分外汇。1972年，陈云复出，参加了对“四三方案”的领导工作。1973年6月，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为筹措外汇资金的问题请示陈云：现在可以搞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这是否不符合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 

　　对此，陈云回答，现在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