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了、烦了之后，他们决定“不玩了”。这些人包括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开盛以及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等。

　　李开盛：无法保持缄默

　　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选择在2012年的第一天公布自己的决定：不再申报和参与各级社科基金课题。

　　李开盛曾为申报课题苦恼不已。虽然还不到幕后运作，四处求人与打点的地步，却也曾琢磨过哪些课题才能得到评委的垂青，在申报书的字里行间措辞谨慎。

　　“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无法申报职称，而我目前还只是一个副教授；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仍然无法在这个学术体制中获得必要的地位，而我还必须得继续在这个体制中混饭吃。”

　　这让他“丧失了自由研究、自由思想的空间与勇气”。

　　他并不回避课题制存在的意义：可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为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出版提供路径。

　　“但是，它已经由本来的学术创新推进剂变成了一个拦路石。”这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少有机会享受到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横向研究课题，政府主导型的资金投入，决定了社科课题多限于为政府服务的领域，科研自主性被大大压缩。另外，“当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被置于课题这个指挥棒之下时，他很可能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去读他所想读的书，也无法不受外部干扰地‘十年磨一剑’，思想的火花慢慢地缺氧，最终被窒息。”

　　作为高校教师、问题的见证者，李开盛说自己“无法对此保持永远的缄默”。

　　他接下来的计划是，静下心来看几本自己真正想看的书，写几篇自己真正想写的文章。“这些东西要比教授职称、比课题带来的收入和其他利益更加重要。”

　　谌洪果：做棵独立的树

　　4月23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少林对同事林莉红挥拳相向。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林恰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数日之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公开了自己不参评教授的决定。

　　2006年，谌洪果博士毕业，赴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当年，他即破格评上了副教授。“要按中国大学的学术标准，我再稍微用点力，两三年内要评上个正教授也非难事。”

　　但时至同批进校的年轻教师都坐上了正教授的位子，谌洪果却依旧原地踏步。谌称，早在2007年底“就彻底想通，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武大教授打人事件，不过为自己公开表达看法提供了契机。

　　“不想再按这个标准活下去，害怕自己因此越陷越深，自废武功”，是谌洪果做出决定的最直接理由。他担心，现行的评审体制会吞噬自己“残存的”治学能力和独立精神。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的。”公开声明的最后，严谨的法学学者露出一丝难得的浪漫。

　　徐斌：孩子回家了

　　4月初，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开始在网络热传。他的演说取名《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在这段获评“有愤怒却不失理智，有妥协仍不忘坚守”的内心独白里徐斌说。

　　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人文学院。在校领导的动员下，学者徐斌走上院长岗位。三年任期满后，因为“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他获得连任。

　　“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徐斌说，自己置身其中，越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在这种体制中，徐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他无法像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

　　“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

　　徐斌说：“以后和大家在一起的将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山东商报(陈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