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章乃器先生算得上一个掷地有声的人物。一般人听说他的名字，往往因为他是1936年入狱的“七君子”之一。1957年“反右”，他又是挨批的三个部长之一。著名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政治家，在这一连串的光环下，他的一生可圈可点……邓加荣、田羽所著的《章乃器传》一书，生动地记述了章乃器先生的一生，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不论身处多么艰难的境地，在这位前辈的心灵庙堂里，始终是明亮着一盏爱国主义的神灯。本版摘录书中部分内容。
救国会里的“宣言专家”
在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人的发起和倡导下，救国会终于在1935年12月12日正式发表《宣言》庄严隆重地产生了。
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起来后，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发动群众，征集支持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签名。各行各界的救国会分别在自己行业里活动，广泛地征集签名，而妇女救国会在这方面做得最活跃，她们跑遍了工厂学校、街头里弄，征集到了数万名妇女的签名。收集到了之后，妇救会理事们研究决定，选派胡子婴做代表将签名名单送交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胡子婴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地点向沈钧儒递交名单时，沈老得知胡子婴即是章乃器的妻子，十分的惊喜，也十分的感动，对于他们夫妇两人都挺身站出来热心于救亡运动，非常的称赞。
章乃器更是顶着锋镝斧钺，日夜奔忙在救国运动的最前线。他亲自出面接待了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派出的代表陈翰伯（解放后任商务印书馆馆长，国家出版局局长）、陈元（解放后，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韦毓梅等三位代表，并带领他们到上海各大学里去作演讲，在上海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将北平爱国学生点燃起的一二·九革命火炬，传递给上海、南京乃至于全国各地。章乃器自己也深深地被学生们爱国热情所打动，他在《我与青年》一文中讲述自己的心情说：“‘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大示威，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无限的刺激。”每当逢到了国难，便立时地想起了青年，中国百年受欺辱受迫害的国难史，每一页都有青年们汩汩而流的热血。“他们奋不顾身的义勇，使我感激涕零；而他们悲壮的斗争史，却又使我哀痛、惭愧！我几次的一面看报纸，一面痛哭失声！我责备社会上有地位的中年人，为什么不起来站到青年的前面去。只要他们站在前面，既可以指导青年，同时又可以保护青年；既可以使青年少耗费许多不必耗费的劳力，同时还可以使青年少流许多不必流的热血。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年人，而且是有地位的中年人，我当然还要自己责备自己！”
章乃器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有一次他带领几位北平学生代表去到一个女子学校演讲，他也讲了话，当讲到最痛心的时候，看到讲台下面有的青年低声啜泣，他也流了泪，说话泣不成声，感染得在场的学生都失声痛哭起来，会也开不下去了。泪水和啜泣之声充塞于会场的整个空间。停了好长一段时间，章乃器才不得不擦干泪水，咬紧了牙关一字一痛、一声壮似一声地说：“同学们，哭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不必流我们的眼泪了，最重要的是，流我们的血！”
由于章乃器的演讲那样地打动人心，特别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们的心，所以当时各大学里请章乃器来作爱国救亡演讲的很多。1936年春，南京救国会举办冬令讲学会也将他请过去，海报贴出去后，来联系听讲的人很多，原本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大教室里进行的，可是讲演的时间还没到，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而陆续前来的仍然如同潮涌一般，于是不得不临时改变演讲地点。那次演讲他又是声泪俱下，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又为之而滚烫地激荡起来，对于推动南京救国会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救国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章乃器捐献出来的，他是一个真正做到毁家纾难的人。每次叙餐会的饭钱都是他掏的腰包就不用说了，各种文件、宣言、呼吁书等宣传品的费用也都由他开支。为此，他将在上海江湾的一栋小楼卖掉得二万余元，全部用在救国会的活动上。
开始，救国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征集签名，作演讲，发宣言。发宣言的担子，大都落到章乃器的头上，每发一篇宣言，至少要开一次理事会。理事会就在叙餐厅里进行，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宣言的稿子。一边讨论，一边动笔，饭没吃完，宣言稿子已经写出来了。饭吃完了，休息一下，再坐下来开会传阅稿子，经过文字上的一些磋商斟酌，都同意了就举手表决通过。这些宣言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章乃器起草的，因为他出手快当，落笔迅速，才思敏捷，激情奔放，隽词喷涌，倚马可待，是一般人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这些文件的起草工作就都由他包下了，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宣言专家”。
但到后来，人们对于发宣言与写文章已经感到不满足了，认为那都是秀才们纸上谈兵，要求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要求开群众大会，要求游行示威。
第一次游行是在救国会成立不久。宣言书刚刚印好，为了尽快地把大旗打出去，让人们都能了解到救国会的纲领与主张，于是就搞了一个闪电式飞行集会。为了搞好这次游行示威，理事会推选章乃器为总指挥。他在南京路的一个大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作为指挥部。头一天晚上，他就把指挥部的人员都召集来，摆了两桌麻将牌作掩护，共同商量好联系与集合的方式，确定下游行路线和标语口号。
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举着两面国旗为队伍开路。这是抵御警察特务们阻拦与破坏的一种有力武器，因为警察们也怕受到人们说他侮辱和弄脏国旗的指责。在两面国旗的后边，就是沈钧儒、章乃器等几个救国会的领导人。再后边就是将近一万多人的浩浩荡荡游行队伍。
还有一次游行，也是声势空前巨大的一次爱国行动，那是在1936年10月20日护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鲁迅灵柩进墓地的路途中。鲁迅是在10月14日逝世的。当时已由地下党做好了安排，然后由许广平出面，指定沈钧儒、章乃器、史良、邹韬奋四人扶柩送行。当时，有人出来反对，他们说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和国际主义者，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沈、章等人不过是个民族主义者，不配为鲁迅扶灵。后来经许广平的着力坚持，才力排众议照原定的方案进行。送葬的人群先在万国殡仪馆里举行了公祭大会，在鲁迅的遗体上盖着一面用白缎子做底、用黑丝绒线绣成“民族魂”三个字的大旗。
公祭完了之后，人群就护送鲁迅灵柩出发，从殡仪馆直奔万国公墓。沈钧儒、章乃器等四人扶着灵柩，后面跟着六七千人。那面绣着“中华魂”三字的大旗，迎风竖立在灵车上。各界救国会的会员们，事先都得到了通知，分组埋伏在附近各个路口上，灵车一过来便跟上送葬的行列，一路上高唱着《打回老家去》的歌。安葬后返回来时，又在路旁的一块草坪上召开了一次大会，四个扶灵的人都讲了话，章乃器在讲话中说：“鲁迅先生的伟大，是因为他能说出来被压迫大众所要说的话，是因为他能指点出来被压迫大众所应该走的路。”“鲁迅先生之死，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被压迫大众的损失。”但是，鲁迅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纪念鲁迅的最好方式，就是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他说：“我提议我们去开展一个‘鲁迅运动’，这就要求我们，使没有参加联合战线的人，都觉悟了来参加；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做一小时有利于民族解放的工作。”“倘使我们能够这样做，那岂但是鲁迅不死，死了一个鲁迅反而增加了几千万个鲁迅。鲁迅先生在地下有灵自然会大笑起来说：‘敌人，你再来压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