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以送来他结集的一部书稿《海上文谭》，告诉我书稿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要我为之作序。并再三表示，这是他多年来的心愿。

　　我和艾以的相知相识，终成忘年交，说来话长。早在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后，成立上海市文联。1951年，艾以从《文汇报》随唐弢先生调到上海市文联，安排在由冯雪峰、唐弢任主编的《文艺新地》任编辑。1952年华东文联成立，和上海市文联在巨鹿路675号合署办公，1953年1月《文艺月报》创刊。有一天，《文艺月报》一位编辑由华东师范大学张德林陪同来向我组稿，我就将刚完成的《论“文学是人学”》交给了她。想不到文章在1957年5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后，顷刻间在文坛乃至文化理论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时间持续一年多，其批判浪潮几乎与当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同步展开。

　　粉碎“四人帮”后，艾以落实政策重返文坛，回到上海作家协会。我和艾以才有更多的交往。2004年《文学报》发表了他撰写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我才知道当年发表我这篇文章时，他是《文艺月报》的理论组长，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后，我也更清晰地了解到当年在唐弢先生主持下的《文艺月报》发表我这篇文章的详情。我和艾以间的情谊就更进了一步。

　　通读了艾以的《海上文谭》后，使我想起两位文坛前辈对艾以作品的评价。一位是贾植芳先生，他在为艾以的《艺海一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所写的《序》中称“它是一部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个人回忆随笔，类乎我国流传已久的私人笔记体著作，都以记人论事为主，夹叙夹议，自成风格。”一位是王西彦先生，他在为艾以的《文坛·艺坛·人间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所写的《序》中，也有类似的评论：“结集为《文坛·艺坛·人间世》的这60篇文章，都是他在90年代的新作。或者回忆与师友的交往，或者爬梳现代文学和文学史上的人事，或者发表系统的研究心得，或者抒发文学生涯的感叹，他都不避细琐，从容道来，叙述相当实在，文字也颇清顺。”我认为，这两位先生对艾以的写作特色和风格作了中肯的论述。

　　提到作序，早在五年前，我就曾为上海文学创作中心策划、由艾以任主编的《普绪赫文丛》作过序。由此可见，我和艾以兄情谊不浅。我今年已经93岁了，年老体衰，脑力不济，有负艾以兄的雅意，只能请艾以兄和读者们多多谅解了。(本文为艾以《海上文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