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会骑黄鱼车。我会骑黄鱼车的时候已经会骑自行车，我这样说不是多此一举，因为有的人会骑自行车反而不会骑黄鱼车，黄鱼车龙头的感觉和自行车龙头不一样，一个是要硬劲扳，不然它就歪着朝了左面或者右面直冲而去，见什么撞什么；一个是根本不要硬劲扳，轻松扶着就是，左拐右拐不要吹灰之力。我第一次坐上黄鱼车就在马路上骑得精神抖擞，热火朝天，没有撞到电线杆，一直骑到人民广场。

　　1966年的夏天，上海当然已经疯了。上面有个什么决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那时叫两报一刊，发表了一个“重要”社论，还有别的什么稀里糊涂的原因，昂首阔步的队伍就白天黑夜大街小巷地涌到人民广场去了。还有自行车，卡车，黄鱼车，卡车上有敲锣打鼓人，咚咚咚咚咚咚锵！每一次涌去都像稀里糊涂的盛大节日，每一次稀里糊涂都让人更加晕头转向。我从小喜欢看游行，现在终于也可以涌去了。我涌去还有别的原因，因为那时我是“黑五类”，十六岁暗淡的心里很想向谁证明我是革命的，老子反动可我不是混蛋！

　　我们的学校在上海的东区，开始的时候是排着队伍喊着稀里糊涂的口号豪壮而去，后来就渐渐不整齐了，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骑黄鱼车，黄鱼车的后面一定是坐着好几个人，还经常有人跳下去推，推着奔一会儿，又跳上车，黄鱼车就更加“风驰电掣”勇往直前。疯了的“红五类”小将和“黑五类”小将都不怕热的，而且好像“黑五类”更不怕热，“黑五类”都想通过不怕热证明自己不混蛋。

　　可是哪儿有那么多黄鱼车呢？开始是从学校借。学校的苗圃有黄鱼车，食堂也有，但是大家都借，就借不到了。我就开始到外面去借。在学校总务处开一张介绍信，跑到工厂、商店去借。老伯伯，爷叔，阿姨，我们要到人民广场去?……我真是出手不凡，因为我几乎总能借到！然后我就兴高采烈呼啦啦地骑到学校，那些“红五类”，也有“黑五类”，就纷纷跳上我的车，朝着人民广场，骑！

　　那么长的路，屁股很痛的！但是一个想革命的不是混蛋的“黑五类”，难道会怕屁股痛吗？“红五类”也不怕屁股痛的。那时候屁股根本不重要。 

　　现在工厂和商店也难以借到黄鱼车了。我在路上走啊走。大马路，小马路，幺里角落的路，我递上介绍信，喊着老伯伯、爷叔、阿姨，喊着尽可能的亲热和动听，可是黄鱼车已经很难借到了。它们统统被骑到人民广场去了。我失望和紧张啊，因为如果借不到黄鱼车，那么我这个“黑五类”还有哪个地方是有一点儿亮的呢？ 

　　这一天，是下午，又要去欢呼、拥护和进行到底，于是我又开始了借黄鱼车的征途。我走啊走啊，沿着熟悉的路，开辟着新的幺里角落，最后还是拐到了一条大马路上。这条大马路的那一头有个大院，里面有部队，吉普，马厩，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那时我不是“黑五类”，生活很优越很自由。

　　不过你知道我现在站在一个什么商店的门口吗？百货店？杂货店？食品店？饮食店？服装店？酱油店？文具店？煤球店？粮店？都不是，是棺材店！

　　一辆黄鱼车正停着，比平时的黄鱼车长，又铺了两块长木板，长度就更加长了，上面放着一口棺材。我当时神经没有不正常，可是我却走上去喊老伯伯爷叔黄鱼车可以借给我吗？老伯伯和爷叔竟然连犹豫也没有犹豫，就把棺材抬了下来，木板也拿掉，我要给他们介绍信，他们说，不要了，你用好还过来就可以了。我说明天上午还可以吗？他们说明天上午八点钟之前。

　　我没有觉得不可思议，没有激动得眼泪汪汪，而是骑上就走，骑过小时候的大院，看了一眼我家的窗口，小时候我经常趴在那儿，看着大院和外面的马路，但是我不可能看见长大以后骑着黄鱼车已经“黑”了的我，而且骑的黄鱼车是从棺材店借来的。

　　那一天乘在我黄鱼车上的是哪几个人，几“红”几“黑”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肯定没有告诉他们黄鱼车是从棺材店借来的。我那时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和老实的小孩，但是革命让我学会了借黄鱼车，而且是从棺材店借到。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黄鱼车？别的鱼不装吗？它不是还可以运棺材吗？运“红五类”“黑五类”，运发疯年华，运一个年代的癫狂涌去，黄鱼车这个名字真是被上海人叫委屈了，叫狭小了，冤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