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3年生在上海,是个地道的小上海。1927年五岁时回广东,半年左右,我就成了个地道的小广东。首先,我把上海话全忘掉了。我在上海生活在广东人家庭,跟爸爸妈妈和亲戚本来就讲广东话,跟上海人才讲上海话,如今碰到的全是广东人,说广州话,上海话连听也听不到,很快自然忘掉了。至于吃喝,家里本来就是广东式的,到了广州自然适应。
可是奇怪,上海有两种食物我到广州后还念念不忘,我在广州呆了十年,这两种食物没忘记过,直到如今依然那么喜欢。这两种食物就是雪里蕻咸菜与年糕。咸菜全国皆有,广州自然也有,但不是雪里蕻咸菜,味道完全不一样。广州各种糕可多了,就是没有上海那种切成一片一片用黄芽菜炒来吃的水磨年糕。不过我小时候,广州热闹的西关第十甫路有一家上海食品店,店名叫鼎香村,到了过年时候,也在门前放两个水缸卖上海年糕,我家买来吃过。
回头再说语言。那时候广州只通行一种语言,即广州话。严格点说,广州话不应笼统地叫广东话,因为广州话只是广东话中的一种,广东话还有潮州话、客家话等等。现在有人说广州人把广州话叫做白话,这是不对的,广州人不把广州话叫白话,叫成白话的可能是广西人,广州话在广西也很流行。过去广州人把广州话称为省话,因为它是广东省的交际语,潮州人和广东其他地方人到了广州也说省话。广州不但有“省话”,还有“省纸”。当时广州陈济棠主政,与南京政府有矛盾,所以钞票也不用南京政府发的而用广东省银行发的,广东省银行发的钞票就称为省纸,有别于港纸(香港钞票)和国币。广州话全省的人通用,故称省话,外地人到广州也得讲广州话。我们学校有一次请一位从上海来的客人向我们演讲,他用国语演讲,那就得请翻译,请我们学校的算术老师——尹老师当翻译,我们学校能讲国语的广东老师就只有他。我们学校也特地从北平请来了一位北京人赵老师教我们国语,不过我们国语没学会,没有人讲国语怎能学会呢,他倒学会了广州话。
在广州,我遇到最多上海人的地方是永汉路(今北京路),那里有许多书店,都是从上海开到这里来的。我是书迷,每星期六或星期天必到那里去看书。上海几家大书店那里都有,如商务、中华、世界、大众、广益、开明、北新、大东等等。有趣的是:我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事吕鹤鸣同志当时是儿童书局的经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事张鸿志同志(出版家张静庐先生的公子)是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的经理。因为这些书店是上海开去的,所以店员十之八九是上海人。有一次我母亲从上海来,陪我去买书,在世界书局用上海话与店员聊得很投机。我母亲对语言恐怕是有点天赋。她是广东新会人,因为与梁新会即梁启超同乡,我还为之感到自豪,但她从小在上海长大,讲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她又好与隔壁邻舍打交道,宁波话、绍兴话都讲得很好,只是不会讲普通话,这不怪她,是她没有机会与讲普通话的人聊天。过去上海不大有人讲普通话,所以解放后推广普通话。如今普通话推广得太好,倒过来,又要研究怎样保护上海话了!
上海人到广州,也有抱怨的。我一位同事到广州出差,回来就责怪广州。原来他想省点钱,中午吃碗面当午餐,没想到上海的面是一大碗,而广州的面都是一小碗一小碗的,一小碗当然吃不饱,两小碗怕也不够,价钱又贵,他频呼上当。我猜想是广东不产麦子,面食就贵了。他改吃沙河粉或米粉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