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3年生在上海，是个地道的小上海。1927年五岁时回广东，半年左右，我就成了个地道的小广东。首先，我把上海话全忘掉了。我在上海生活在广东人家庭，跟爸爸妈妈和亲戚本来就讲广东话，跟上海人才讲上海话，如今碰到的全是广东人，说广州话，上海话连听也听不到，很快自然忘掉了。至于吃喝，家里本来就是广东式的，到了广州自然适应。

　　可是奇怪，上海有两种食物我到广州后还念念不忘，我在广州呆了十年，这两种食物没忘记过，直到如今依然那么喜欢。这两种食物就是雪里蕻咸菜与年糕。咸菜全国皆有，广州自然也有，但不是雪里蕻咸菜，味道完全不一样。广州各种糕可多了，就是没有上海那种切成一片一片用黄芽菜炒来吃的水磨年糕。不过我小时候，广州热闹的西关第十甫路有一家上海食品店，店名叫鼎香村，到了过年时候，也在门前放两个水缸卖上海年糕，我家买来吃过。

　　回头再说语言。那时候广州只通行一种语言，即广州话。严格点说，广州话不应笼统地叫广东话，因为广州话只是广东话中的一种，广东话还有潮州话、客家话等等。现在有人说广州人把广州话叫做白话，这是不对的，广州人不把广州话叫白话，叫成白话的可能是广西人，广州话在广西也很流行。过去广州人把广州话称为省话，因为它是广东省的交际语，潮州人和广东其他地方人到了广州也说省话。广州不但有“省话”，还有“省纸”。当时广州陈济棠主政，与南京政府有矛盾，所以钞票也不用南京政府发的而用广东省银行发的，广东省银行发的钞票就称为省纸，有别于港纸（香港钞票）和国币。广州话全省的人通用，故称省话，外地人到广州也得讲广州话。我们学校有一次请一位从上海来的客人向我们演讲，他用国语演讲，那就得请翻译，请我们学校的算术老师——尹老师当翻译，我们学校能讲国语的广东老师就只有他。我们学校也特地从北平请来了一位北京人赵老师教我们国语，不过我们国语没学会，没有人讲国语怎能学会呢，他倒学会了广州话。

　　在广州，我遇到最多上海人的地方是永汉路（今北京路），那里有许多书店，都是从上海开到这里来的。我是书迷，每星期六或星期天必到那里去看书。上海几家大书店那里都有，如商务、中华、世界、大众、广益、开明、北新、大东等等。有趣的是：我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事吕鹤鸣同志当时是儿童书局的经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事张鸿志同志（出版家张静庐先生的公子）是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的经理。因为这些书店是上海开去的，所以店员十之八九是上海人。有一次我母亲从上海来，陪我去买书，在世界书局用上海话与店员聊得很投机。我母亲对语言恐怕是有点天赋。她是广东新会人，因为与梁新会即梁启超同乡，我还为之感到自豪，但她从小在上海长大，讲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她又好与隔壁邻舍打交道，宁波话、绍兴话都讲得很好，只是不会讲普通话，这不怪她，是她没有机会与讲普通话的人聊天。过去上海不大有人讲普通话，所以解放后推广普通话。如今普通话推广得太好，倒过来，又要研究怎样保护上海话了！

　　上海人到广州，也有抱怨的。我一位同事到广州出差，回来就责怪广州。原来他想省点钱，中午吃碗面当午餐，没想到上海的面是一大碗，而广州的面都是一小碗一小碗的，一小碗当然吃不饱，两小碗怕也不够，价钱又贵，他频呼上当。我猜想是广东不产麦子，面食就贵了。他改吃沙河粉或米粉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