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50年代三联书店的三年

　　无论理想与志趣，还是实际的人脉网络与出版资源，三家出版社有着天然的融通性。1945年10月22日，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宣布合作，组成三联重庆分店。这是三家出版机构联合起来的第一次有实质意义的尝试。

　　1948年10月26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这是香港中共文委做出的决定。三家出版机构合并的大会，实际也是书店出版人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三店合并完毕，在党的指示下，绝大多数人员进入解放区，进入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随即也由香港迁至北京。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给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明确结论：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

　　1951年8月，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正式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编辑出版业务并入人民出版社后，三联书店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独立的出版社不复存在了。据后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陈原回忆，1954年上半年（或1953年底），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开过一次会，建议恢复三联书店编辑部。查阅1954年1月9日由中宣部递呈中共中央并经批转的《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其内容确如陈原所回忆：“应在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三联书店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用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此外，许多旧的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这类著作一般可由科学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亦可酌量选印。翻译书籍中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外，各种古典学术著作也应陆续有译著出版。三联书店可以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及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

　　这一插曲，使当时的三联有了自己的编辑室，并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6个编辑组。已由校对升为人民出版社秘书的沈昌文回忆：“这其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1.2亿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这个计划的初稿由史枚拟出，最终经过反复讨论后，陈原定稿，形成《外国名著选译12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其收书1614种。

　　循此线索细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在此计划下，第一部重要的译著即为黑格尔的《小逻辑》，随后又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当然，更多的译书则是苏联学者的著作。译著是此时三联出版的一个方向。另一个出版方向则是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其中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高名凯的《语言与思维》、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周纬的《中国古代兵器史稿》、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等。

　　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曾经的“红色出版机构”，在全国解放之后，重新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出版方向：学术。

　　新启蒙

　　1979年从《读书》杂志开始

　　离休10年后，范用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文章《相约在书店》，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期的出版人与作者之关系，得以再现。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包括作家、学者、画家，有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是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

　　多少年后，评论家李陀在回忆80年代的访谈里，不无感慨：“说到这儿，我很怀念范用先生，他只要发现我到编辑部了，就一定请我到他的办公室，煮咖啡给我喝，于是吴彬、杨丽华她们也都跟过来，一起喝，其乐也融融。”作为范用的朋友，黄苗子的观察另有一番趣味——记得听范用讲起过一个故事：一个大学生偷了书，被“押送”到他办公室，经他“审问”，是个爱书的人，于是范用说：“这次就算了，书你拿走，钱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么书就来找我，千万不要再偷书了！”我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滚出的是烫人的话。

　　那一代出版人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结构，在经历了解放、建设新中国、苦难，最后重拾事业这一系列过程，其底色，用“朋友”来概括将更准确。那些“温情犹在”的朋友关系，自然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出版资源。

　　对那本被称为“新启蒙时代”象征的《读书》杂志，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范用的回忆极其克制。在杂志出版300期时，范用曾撰文回顾当时：“由陈翰伯出面邀请于光远、夏衍、黎澍、戈宝权、林涧青、郑文光、许觉民、曾彦修、许力以、王子野、陈原、范用组成《读书》编委会，《读书》编辑部冯亦代、史枚、丁聪、倪子明列席。可是这样的编委会很难召集，不如改为办实事的编委会，由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按陈翰伯的意见，范用亦忝为编委。”

　　这同样是一个后来难以复制的组合。筹备《读书》杂志期间，陈翰伯是国家出版局局长，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而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倪子明则来自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倪子明回忆说，最初讨论方案是由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牵头来做这件事，但大家又感觉这一设计并不合适，“（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说话”。稍后进入主题讨论，续而进入操作阶段后，最终形成的意见是认为由三联书店出面办比较好，由此形成一种特别的结构：《读书》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里面，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编陈原来自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则来自研究室，属兼任。当时，三联书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出版机构，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部，因为范用是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所以杂志办在他的手下。正式出版时，史枚、冯亦代与包遵信亦进入《读书》杂志编辑部，史枚与董秀玉是杂志实际的操作者。

　　中国的变革帷幕正在徐徐拉开，而真实世界仍按部就班地延续着过去。在这种现实下，“读书无禁区”——《读书》创刊号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在当时自然引发轩然大波，成为“事件”。当然，它亦成为新启蒙时代标志性的口号、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而回到历史现场，面对波澜，作为回应，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杂志上，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读书》杂志的品格由此定型。

　　《读书》杂志之后，三联书店有了新的变化。

　　1983年11月23日，胡绳、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周巍峙、沈粹缜联名上书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要求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1985年1月10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设立三联书店筹备小组的通知。三联书店筹备小组组长：陈原；副组长：刘杲、吉少甫、范用。

　　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