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这是《感动中国》的录制现场

　　2003年1月12日晚，北京。北风呼啸，天冷得要命。这是第一届《感动中国》录制的时间。一群有梦想没有经验的电视人，开始执行他们准备感动一个国家的计划。

　　国安剧院位于北京北部，亚运村偏西一点的地方，这是《感动中国》的录制现场。在2002年北京的演出场地中，国安剧院绝不是一流的，场地面积、设施、场外接待能力、道路交通等等，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但《感动中国》偏偏选择了这里。

　　节目组有自己的无奈。首先，节目组没有钱，只有100万元的预算，租一流的剧院基本上不可能。其次，即便是有钱，这时候也租不到好的剧院，因为临近春节，正是演出的旺季，一流演出场所这段日子的租用合同，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签好了。而总导演樊馨蔓对演出场地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剧院。

　　在提交给领导的报告中，樊馨蔓这样阐述：剧院具有一种庄严感，剧院的舞台，一个聚集了所有在场人眼睛视线的舞台，那种众目所向仿佛还留有千年之前某一种神圣仪式的期待和信仰，相比之下，电视台的演播室更有一种“节目制作”的迹象。

　　虽然《感动中国》是一台录制播出的节目，但是总导演樊馨蔓非常执拗地认为，这不仅仅是个节目。她总是在各种场合面对伙伴们半信半疑的目光，耐心地解释她的想法。最后，不是她说服了大家，而是大家出于对一个执著伙伴的信任，最后选择了剧院。

　　一台10讯道的转播车停在剧院的停车场上。离晚会正式开始还有两个小时。陈虻走上这辆车的折叠舷梯，打开门，一股热气和嘈杂的声浪宣泄到冰凉的夜里。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起码有七八人在忙碌。樊馨蔓盯着屏幕墙，屏幕中所展现的正是剧场内最后一次演练。她大声叫停，通过步话机让4号和5号摄像重新来一遍，同时提醒视频工程师在这个环节提亮一点光圈。她眼睛的余光看到了刚进屋子里的主管领导陈虻，打了个招呼，又开始调动现场。

　　陈虻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樊馨蔓的工作状态。从前所见到的也只是电视剪辑、写稿或者采访拍摄，属于单兵作战，现在，基本上是师团级战役了。陈虻听到太多工种在步话机中呼叫，等待回复。而樊馨蔓总是有条不紊，按照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呼叫声音的高度，来先处理最紧急的，安抚次要的，鼓励不在状态的，偶尔还要训斥那些不能完成协作的。15秒内，她可能要转换四种语气，面对多个岗位。“她还能抽出空来打招呼？”陈虻想，“这姑娘真是有本事。”

　　樊馨蔓的眼圈有点发乌，尽管灯光有点暗，但陈虻还是注意到了。的确，樊馨蔓已经连续一周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她最近几天常常做同样的梦，梦见晚会正在录制，灯光明暗，人影来去，舞台现场搭好的屏幕墙突然塌下来，而梦总是在这时候惊醒。醒来就再也睡不着。舞美设计师慕峰听说这个梦，特意来解释，告诉她材料的承重，钢架结构的原理，还有彩色屏幕的重量，以及各个点力量的分布。樊馨蔓总是客气地说：“抱歉抱歉，是我不懂，从前没做过，只是一个梦。”可第二天，她还是会做同样的梦，在同样的点惊醒，同样再醒着到天亮。

　　朱波在哪？陈虻在转播车里没有发现，但在屏幕上发现了。朱波在舞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他呆在那里不动，看着舞台上两个走台演员在调试位置。他手里没有步话机，好像也没有说话的欲望。陈虻让摄像师在空闲下来的时候，把镜头推到朱波的脸上，看清了他的表情。这是一种大战在即的期待的表情，不轻松，不凝重，深深的焦虑隐藏在表情下面。忽而咧开嘴角，忽然又皱了眉，偶尔还会咬紧下唇。

　　导播把这张面孔特写切到了现场的屏幕。现场的工作人员忽然发现了，轻轻地哄笑一声。朱波也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巨大无比的特写，他苦笑，所有人都看到他被放大几百倍的苦笑。他看到自己的苦笑，乐了，不知道再应该有什么表情好。这表情，现场的人，车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也笑。

　　一组摄像机进入了化妆间，这是拍摄纪录片的一组记者，要在开始前记录下每个工种的状态。陈虻看到了正在化妆的主持人敬一丹和白岩松。